春秋五大战争，三次都发生在晋楚两国之间。另外，晋齐两国之所以发生鞌之战，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晋国担心齐国会与楚国联合。可以说，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

和春秋初年，各小国间随便就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打上一场不同，晋楚间的大国竞争高手过招，反而表现得很克制。从城濮之战到向戌弭兵，中间差不多90年，真正的大仗，也就打了这三回。

两大国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彼此争的是势力范围，不大可能直接威胁到对方本土。所以起码的安全感还是有的，不像晋国和秦国，或者后来楚国和吴国，有个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对方巨大疑虑。

当然大国手里的资源多，可打的牌也多，直接正面对决，基本是最后选项了。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传）李唐，绢本设色，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全图采用连环画形式，描绘了晋文公（重耳）被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最后回国即位的故事


卫星国的妙用

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8年），晋国除了崤之战把秦军包了饺子外，还差点和楚国再打一场大战。

晋文公一死，心思活泛起来的不是秦穆公一个。南方的许国，竟然投靠了楚国。

如果说，这时晋、楚是一流大国，齐、秦是准一流大国，那么郑、宋、鲁等国可以算二流中的强国，许国则连三四流都不知道能否够得上。

但无论如何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本来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奉晋国为霸主，处于在晋国主导的同盟内。现在有人反水，要是置之不理引起连锁反应，那问题就相当严重。

于是“晋、陈、郑伐许”。割鸡焉用牛刀，晋国未必出动了多少兵力，郑国和许国是世仇，郑穆公是晋国扶上君位的，晋国刚刚灭掉了企图偷袭郑国的秦军，体现了大哥对小弟的关爱，郑国当然也给大哥好好表现，所以这次伐许，郑国应该是主力。

所以接下来楚国的反应，也是针对郑国。“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楚国手里囤着一个郑国的流亡公子，把这位公子送回去取代郑穆公，也不算师出无名。但楚国不是直接攻郑，先打服了陈、蔡两个更接近南方的三流国家，然后北上。

郑国表现出色，居然顶住了攻势，还捡漏把那位流亡公子杀掉了。看这个结果，打郑国，楚军也未必出动了主力，事情主要还是交给两个刚收服（应该是收回，毕竟这两个国家大多数时候都是追随楚国）的小弟去干。

对郑国这样忠勇的盟友，晋国当然要有所表示，晋军终于出动了，攻击目标是蔡国。蔡国是楚国的门户，当年齐桓公伐楚，就以打蔡国为第一步。所以楚国不能坐视不理：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

两军隔河对峙，前面这一系列小弟乱战之后，晋楚两大国，终于到了战争的边缘。

然而这时双方都表现出高度的谨慎和鸡贼。

晋军统帅阳处父写信给楚军统帅子上：“我听说：‘有教养的人能接受有道理的话，有勇气的人能够和敌人正面扛。’你如果打算开战，那么我军后退三十里，把河边空出来，再留给你足够的时间，给你摆好阵势；不然的话你让我过河，也用这个态度对我。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

子上就准备过河，但有人提醒他，晋国人最不讲信用了，咱们面对的可不是宋襄公，河过了一半他来个突击，那可就惨了。——说这话的人叫太孙伯，是城濮之战时楚军统帅子玉的儿子。这时距离城濮之战（前633年）也不过五年，对晋国人善于玩阴的，他应该记忆犹新。

于是子上决定，还是自己后退三十里。

然而，发现楚军后退之后，阳处父的反应不是过河，而是欢呼。他宣布：“楚国人已经逃走了！”然后就带着晋军，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回家了。

晋国人自己评价阳处父，发明了一个成语，“华而不实”，这也是一个好例证。
楚国人很没趣，然而不敢追击，也只好回家了。

这事实际上为后来的两国相争定了个基调：或者利用自己的小弟给对方找别扭，或者欺负对方的小弟让对方没面子。真要正面对决，还是尽可能回避，场面上能做到单方面宣布胜利，就算很圆满的结果了。


春秋诸国

争夺中间地带

小弟有如此妙用，身为大国，当然要多收小弟。然而，小弟也不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小弟要是距离自己太远，带来的麻烦就远远多于好处。

当初齐桓公伐楚，先收服江国和黄国作为攻楚桥头堡。但是伐楚回去后，江、黄就处于楚国威胁之下，齐国却没有能力为保护它们再组织一次远征，这两国最终都为楚国所灭。收了小弟而包庇不了，无论如何很折霸主的面子。

齐桓公死后，楚国的势力急剧扩张，甚至让北方的曹国、卫国都屈服了自己。这时晋国出兵曹、卫，就把楚国置于很尴尬的位置：救，还是不救？

楚将子玉一咬牙，还是要救，于是城濮一战，就被晋国打得大败。

经过早期争霸战争的试探摸索，北方和南方的大国，都慢慢清楚了自己实力的极限。北方不能过分逼近长江，南方不能过分逼近黄河，偶尔过去耀武扬威刷下存在感是可以的，追求长期控制，多半就会自取其辱。

晋国和楚国都意识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大约是郑国和宋国一带，所以双方时常在这里胶着。这两国尤其是郑国的归属，也就成了两强角力的焦点。

郑国的地理形势，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衢地”，四通八达，兵家必争：从这里向南，可以进逼楚国的方城要塞；从这里往北，过黄河就是晋国。向西，可以去洛阳朝觐周天子，从而祭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旗（不过春秋中期以后，这招渐渐不太管用了）；往东，则可以横扫中原诸夏。所谓“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国得郑则可以窥中国”。

晋楚三场大战，除了城濮之战楚国傻大胆冲到卫国去了之外，另两场都是在郑国的地界上打的：邲之战，邲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东北，是郑国的北境；鄢陵之战，鄢陵是今河南鄢陵西北，在郑国南部。

晋、楚两国在郑国对峙时的心态和在卫国、蔡国不同，都觉得不能再让了：只有郑国站在自己一边，身前才算有个屏障；反过来，郑国和谁站在一边，另一方就会觉得自己的要害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这是大国之间难免的安全感悖论，一方想提升自己的安全感时，另一方就会加剧不安，所以战争就往往不可避免。


小国的安全保障

后世在中国的土地上，若出现一个地方上的割据政权，大家都觉得把它灭掉才是自然合理的，因为追求统一是最大的正义。但春秋时代，人们的心态还很不同。

儒家经典里鼓吹“兴灭国，继绝世”，已经被灭掉的国家让它复活，已经断绝的世系给它续上，被当作大功德。虽然这是理想化的情怀，但现实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例子的。至少到春秋中期，还有一种反对把人家国家灭掉的观念，经历过春秋初的乱战还能活下来的诸夏国家，亡国的风险暂时不那么大。

鲁宣公十年（前599年），陈国发生了著名的夏姬之乱，大夫夏征舒谋杀了国君陈灵公。陈国在郑国的东南，大多数时候被楚国控制，但晋国势力极盛时，也有能力打陈国的主意。当时陈国的太子，就在晋国。当时楚国的国君，正是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他显然意识到，这是个加强自己对陈国控制的好机会。

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冬天，楚国伐陈，楚庄王宣称是“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这都是春秋时代比较好面子讲规矩的地方：第一，攻打别国，要找理由，不能说打就打，类似“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的论调，在这个时代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二，楚国伐陈，以一己之力搞定那是轻而易举，但还是要以诸侯之师，多国部队的名义行动，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大国的私欲，包装成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军队，1.将军，2.弩手，3.剑士

很快，楚军控制了陈国，弑君者在城门口被车裂。然后，楚庄王准备“县陈”，就是把陈地变成楚国的一个县。所谓县，就是悬，也就是由楚王直接控制的遥远的边境地区。这个构想如果落实，陈国就此灭亡。

但楚国的贤臣申叔时向楚庄王提出了劝谏，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人牵着牛走到别人的田里，结果受害者就把牛给抢走了。踩别人的田确实有错，但因此把牛抢走，难道就不过分了吗？申叔时说：诸侯跟您来，是讨伐陈国的叛逆的，现在你贪图陈国的富有，就把人家吞并了，恐怕不可以吧？

楚庄王便放弃了设县计划，让陈国人从晋国迎回太子，重新建国。

楚庄王一开始想县陈，也未必只是贪图陈国之富，而是不愿意一个家门口的国家，却落入亲晋的国君手里。但仔细掂量之后，还是觉得吞并一个国家要付出的道义成本，来得更大。

据说，孔子读史至此，曾经喟然赞叹说，楚庄王真是贤明。其实人的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时代：春秋时晋楚对峙，齐秦的实力，相去也仅一间而已，譬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中小国家的人心向背，会影响到大国能否取得霸主地位。

楚国为了争霸主，经常把别国打到灭亡的边缘，在最后关头给人留一条活路，以示恩威并举。晋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通常还要更加柔和一点——当然，有这个印象，也可能是因为《左传》的作者比较偏袒晋国。顾栋高梳理晋国疆域扩张的时候，经常写到某地“不知何年属于晋”，显然就是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怎么被晋国欺负的内容，被《左传》给吞了。

晋国本是华夏文明的边缘，中原诸夏素来轻视它粗鄙无文，但国力强盛之后，却俨然是华夏文明（当时很多人看来也是唯一的文明）的代表和捍卫者。

国家草创的阶段，晋国扩张欲望极盛，所谓：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晋武公）、献（晋献公）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

当然，这是太行山以西的事，其间牵涉到恃强凌弱，屠灭种类的故事，华北平原上的列国，同样缺乏感同身受。

等到晋文公时代，晋国越太行，启南阳，挥师东南以争霸天下的时候，晋国就画风大变，与之前判若两国。它要小国尊重自己的霸主地位，要向各国索要贿赂物资，但总的说来，是扮演着诸夏保护者的角色。被别的国家欺负了，找晋国为自己出头，是很多国家很自然的反应。

这就要说到又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在盟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晋国也往往会玩失踪。


宋国的戆头

对中小国家来说，不至于亡国，显然并不就意味着日子好过。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楚庄王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从楚国到齐国，一定要经过宋国。而申舟和宋国有仇，当年宋国一度和楚修好，宋昭公和楚穆王一起打猎，宋昭公迟到了，申舟就当众鞭打了宋昭公的车夫，这是对宋国极大的羞辱。

现在，虽然宋国国君换成了宋文公，但这件事，宋国人一定不会忘。更要命的是，楚庄王还假意要求申舟不许宋国借路——从人家的国土经过，不跟人家打招呼，这么做，就是刻意在挑衅宋国。申舟对楚庄王说：郑国人眼神好，最会看风头；宋国人耳朵聋，遇事拎不清。您派去晋国的使者不向郑国借路，这口气郑国人也就忍了；宋国人却一定不会放过我。楚庄王的回答倒也直接：宋国人要是杀你，我就讨伐宋国。话说到这份上，申舟也明白了，大王就是要用自己这条命，换一个伐宋的借口。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引荐给楚王，这是提醒：一来，我为国家把命都搭上了，您对我儿子可要好好照看；二来，我不能白死，您一定得把宋国打下来，我儿子盯着看呢。

果然，宋国的反应很激烈。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楚使从我国经过都不打招呼借路，是把我国当作了楚国的一个边邑。沦为边邑，就是国家灭亡，而杀了楚使，就算楚国来讨伐，也无非是灭亡而已。宋国抱着慷慨赴死的心理，杀了申舟。楚庄王闻讯的反应，霸气得要炸裂：

楚庄王挺身站起，大袖飞扬。古人在屋里不穿鞋，庄王鞋子都不穿就往外走，负责穿鞋的仆役在院子给他把鞋穿上。管佩剑的仆役反应又慢一些，在宫门之外，才替他把剑佩戴好。王的车驾，则一直到蒲胥这个地方的市中心，才追赶到位。

庄王如此激动，也不好说是急于为申舟报仇，还是终于有了伐宋的借口而兴奋。总之，九月，楚军把宋国重重包围。宋国的反应，当然是向晋国求救。
这么多年来，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晋国当然有责任救宋。可是就在两年多以前，邲之战晋国刚刚惨败在楚国手里，现在又忙于和秦国作战，所以还真难提起再和楚军大战一场的勇气，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

这种情况下，晋国的贤臣，对怎样做一个大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处理问题时，高调还是认怂，自己心里要能根据具体形势做判断。鱼缸可以是纯净的，但河流与湖泊就得容纳污垢；盆景可以是小清新的，但山林与薮泽里就一定有病虫害；所以美玉难免有瑕疵，做国君的，被侮辱了有时就得忍。这就是天道。“君其待之”，身为大国，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这个场子，以后再说。

但晋国显然认为，大国可以逃避战争，小国却必须死扛到底，所以派人哄宋国说：“晋国已经出动了全国军队来救你了。”使者走在半路上被郑国人抓住，送交到楚国手里。楚庄王让他跟宋国人说实话，这个使者倒也是条有勇有谋的汉子，假装答应，于是被送到楼车上喊话，但他豁出性命不要，还是按照晋国的指示喊，到底把“晋师悉起，将至矣”这句无耻的谎言送进宋国人的耳朵里。

于是宋国人戆劲上来了，拿出一种守株待兔的精神（大家都知道，这是嘲笑宋国人蠢的一个著名的段子），来等待晋国的援兵。——也不知道该说幸还是不幸，宋国都城城墙坚厚，宋国人守城的能力，当时天下第一。

这一仗打成了春秋时为期最长的一次围城战，前后相持九个月。宋国人被逼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没东西吃了，吃小孩，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吃，那就换，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柴火是早就没有了，就拆解死人骨肉做燃料。

其实城外的楚军也快撑不下去了，楚庄王想撤兵，但是架不住申舟的儿子跪在马前：“我父亲知道必死而不敢不执行王的使命，王却没有说到做到。”只得咬牙在城外盖房子开垦农田，表示打算一直耗下去。

最终，还是楚军后退了三十里，两国签订盟约。这是给宋国极大的面子，表示签的不是城下之盟，两边相对平等。盟约的核心是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咱们谁也别骗谁。

很多论史的人，批评宋国人头脑顽固，楚国不借道，“鄙”你就鄙了，非要杀人家使者，置这口闲气做什么？楚国来讨伐，打不过，认输求和就是，毕竟春秋不是战国，胜利者也不会屠城，签个城下之盟，献上牺牲玉帛，无论如何要好过吃孩子烧死人的惨状。

但一样也有支持宋国的意见。宋国人珍视自己的国格，珍视与晋国盟约，当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尊严意识和重然诺的精神。即使从利害算计的角度考虑，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番惨痛代价换来的结果，一是楚国从此轻易不敢招惹宋国，二是晋国觉得对宋国有所亏欠，在国际事务处理上往往有所照顾，所以总的说来宋国还是得大于失。


郑国的滑头

不识相、认死理的宋国结果如此之惨，那么猴精猴精的郑国，处境是不是能好上一些呢？

前面说过，郑国是晋楚相争的焦点。两强角力八十多年，郑国认晋国是老大和认楚国是老大各是四十多年。可见晋楚两国有多么势均力敌，也可见郑国见风使舵有多么敏捷。

宋国围城战的三年前，即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春天，楚国打郑国，理由照例是郑国归附了晋国。坚守了十七天，郑国看情势不妙，决定占卜自己的命运。先占卜投降，结果是不吉；又占卜去太庙痛哭一场，然后准备和楚国打巷战，结果是吉。

于是全城痛哭，连城墙上的守军也开始哭。

这哭声楚军都听见了。也许是楚国人讲礼法，觉得人家已经哭了，就要暂时放一放；也许是楚国讲战术，觉得这是哀兵，不好对付，暂时放一放等郑国人这股子气泄了再说；也许是楚国人误会了，以为郑国哭，是准备要投降了……总之，楚军后撤了。

于是郑国乘机修好了城墙。楚军再次发起进攻，这次郑国坚持了三个月，终于被攻克。

郑襄公按照当时投降的规矩，光着上身牵着羊，走到楚庄王面前，说了一番很哀哀切切的话，大意是事已至此，您要把郑国的人口都流放到楚国南部的荒远之地，我认了；您要是把郑国的土地瓜分给诸侯，我也认了；如果您惦记历史上两国的友谊，保留郑国的宗庙社稷，把郑国变成楚国一个县，让我们继续侍奉您，这是您的恩惠，我的心愿，但是并不敢指望。掏心窝子的话我都已经说了，您看着办吧。

这时楚庄王展现出高贵的宽容，给郑国的待遇，比郑襄公自陈不敢指望的那个方案还好，他让郑国复国，退兵三十里，然后签订了同盟条约。

楚庄王这么做，公开的理由是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实际上，楚国连把距离更近、实力更弱的陈国变成县都要仔细斟酌，真把郑国变成县，技术上也有很难克服的困难。

郑国国土面积不小，国家根基深厚，对外国直接统治会有各种抵触，还处于半贵族半官僚体制下的楚国，拿不出一个有足够能力应对这种局面的地方行政班子来。而且，郑是自己的同盟国，晋国人打过来，自己不过是有协同防御的义务；郑是自己的一个县或几个县，晋国人打过来，那就成了守土有责，一点不能退缩，政策上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事态发展至此，看来郑国的及时投降，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时晋国的救兵到了：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桓子是其谥号）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勦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楚国春天就开始伐郑，前后大约120天，到了夏天六月，晋军终于出动了。这次，晋国倒未必是有意拖延，此前晋军的中军统帅一直是郤缺，此时却突然换成了荀林父，经历这么重要的人事变动，显然内部有些关系难以理顺，行动效率就被拖了下来。刚到黄河边，探马来报，郑国已经投降了。

于是荀林父一声令下，咱们回家吃饭吧。这个决定倒也并非不合理。郑国都已经投靠楚国了，也无所谓救郑国了，我还辛辛苦苦赶过去做什么？关键在荀林父还说了“楚归而动，不后”六个字，等楚军撤了，咱们再出兵去打郑国，也不算晚。这郑国就是倒霉催的了。

幸好，晋国不都是荀林父这样的老狐狸，还有一帮子想跟楚国一决高下的愣头青，他们自作主张过了黄河。荀林父作为统帅不能把他们置之不理，只好也跟着过了河。

楚庄王的计划，本是“饮马于河而归”。楚国的列祖列宗没到过黄河边，让楚军的马喝一口黄河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真驻扎在这里和晋军一决胜负，他没这个打算。

对大王的这个想法，楚国的令尹，著名的贤相孙叔敖也很支持，但问题是，楚国也有愣头青，他们高呼：“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我们国君在此，晋国只是派来一群卿大夫而已，这种情况下我们若是回避晋国，置国家于何地？爱国主义的大纛一祭起，楚庄王也不得不开始犹豫。

在晋楚两国的持重派和主战派都在相互扯皮的时候，郑国出来煽风点火，积极促成晋楚决战，等着观望结果然后站队。这一次，这乱世如郑所愿，晋楚最终在邲一战，晋国被打得狼狈逃回黄河北岸，看来郑国暂时可以认定一个大哥了。然而这也只是几年的消停。晋国很快缓过劲来，两大国又开始轮流伐郑。在这种夹缝之中，郑国的立场常常转得比风车还快。为了给自己的反复无常解嘲，郑国的大夫好多成了段子手，警句不断：

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引这句《诗》，是说遇到麻烦，不能等晋国来救你。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回，晋国就像黄河水，救兵千年等一回。）

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把财物恭恭敬敬准备好，等待那些来打我们的人，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祭祀用的牲畜和玉帛，别集中到中央，而要放在北边和南边的边境上，就等待那些强大而能保护我国人民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鲁襄公九年（前564年）的那次与晋国结盟。晋国和郑国就盟约的誓词发生了争执。

晋国人要求说，郑国以后应该“唯晋命是听”，反正你以后一定得听我晋国的。结果在向神明念誓词的时候，郑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了一句，郑国“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

晋国人一听火了，这不是有奶就是娘的做法吗！这盟书得改回来！

郑国人说：“这盟誓已经汇报给神明了！如果盟书也可以改，那就是神明也可以背叛；神明都可以背叛，那大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还是就这么着罢。”

晋国人也无可奈何，走了。果然，他前脚走，后脚楚国又来了。

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投降，和楚国结盟。也有人不好意思，说：“我们刚跟晋国歃血为盟，嘴上的血还没干就改变立场，合适吗？”

郑国的执政子驷说：“我们本来就说的是追随强大的国家，并没有违背盟约！”
看来，郑国的道德崩溃得最彻底，郑国人也是真善于拿着条约咬文嚼字。所以，郑国能成为春秋各国里最早颁布法律的国家，实在也是毫不奇怪的。

但这种精明实际上并不能改善郑国的处境，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导致了没有哪个大国把郑国当自己人，没事就来欺负他一回，累积下来一算，混得简直比宋国还惨得多。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份盟约里，还有这样的文字：上天降给郑国灾祸，使之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你们做大国的，不给我们友好的声明，反而以战争要挟我们结盟，让我们郑国的鬼神不能享受到清洁的祭祀，让我们的人民不能安心耕作，男男女女辛苦羸弱，有冤却无处诉说。（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碰到好多隐士，这些隐士往往就出现在当年的晋楚战场一带。孔子不满黑暗的现实，老想着恢复周礼；隐士们则不以为然，这和他们见识了发生在这一带的闹剧与悲剧，有很大的关系。（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