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它是启功教授在1996年的夏天，响应学校的校训征集活动提出的。这一校训一经提出，不仅立即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的高度认同，而且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切共鸣。除了社会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援用并称赞外，很多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的校训也仿效而制，表现出浓烈的依傍的印记。

　　这一校训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它学行并重，突出了师范的意义，形式上简洁明快，恰切允当，言近而旨远，辞约而意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可以看做是中国两千五百年优秀教育传统的厚积薄发，也可以看做是一代又一代中国教师的郑重誓言。

　　中国传统文化对士人尤其是教师学和行的一贯强调，形成了代代相传的传统，结晶出众多形式整齐、简洁明快的句式。说到这样的语句，一般都会举列《世说新语》中的那段话：“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实际上，这里所标举的言和行，都可以归并到行的范畴。在此之前，无论是就时间的早晚、内容的全面，还是句式的典型而言，都另有先例。如在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在向光武帝推荐伏湛的上疏中，就说伏湛“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后汉书》卷五十六)东汉和帝之初，窦宪也上疏称桓郁，“结发受学，白首不倦，经为人师，行为儒宗”。(《后汉纪》卷十二)汉朝末年的陈寔，在一篇碑文中称颂主人“文为世范，行为士则”。

　　三国时期的邓艾，12岁读到陈寔的碑文后，为其标树的境界和表述的精到而折服，“遂自名范，字士则。”(《三国志》卷二十八)与邓艾同时的刘靖，在《请选立博士疏》中，建议“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三国志》卷十五)，以改变太学设立20年来少有成效的状况。这几则材料，都比《世说新语》的说法要早，有的要早三四百年，而且赅括了学和行两翼。

　　《世说新语》之后，类似的说法在历史文献中时有所见。如庾信称颂陆逞“仪表外明，风神内照。器量深沉，阶基不测。事君唯忠，事亲唯孝。言为世范，行为士则。”(《庾子山集》卷十三)隋朝卢昌衡，在徐州做地方官时，以能干著名，吏部尚书苏威经过考查之后，说他“德为人表，行为士则”，(《隋书》卷五十七)当时以为美谈。《旧唐书》的作者，赞颂唐文宗 “文章可以为世范,德行可以为人师”。(《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到了宋代，“学为世师，行为人表”“行为世表，经为人师”“经为人师，行为世范”等说法屡见不鲜，而且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已往这种说法的指代对象，大都针对的是行政官员，从宋朝开始，转移到了学者尤其是教师身上。如余靖在国子博士毛应佺的墓铭中，称颂墓主“行为士则，才为世贤”。(《武溪集》卷二十)司马光在 《祭郭侍读文》中，称郭侍读“文为国华，行为士则”。(《传家集》卷八十)国子监直讲孙复被贬之后，赵概等人上疏，称孙复“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东都事略》卷一百十三)，结果孙复得以官复原职。吕溱在为皇帝代拟的任命胡瑗为光禄寺丞、充国子监直讲的诏令中说：“汝瑗行为物矩，经为人师，以处士拜官，不屑从政。致仕在里，无忘讲学。”(《新安文献志》卷一)也正是在宋朝，出现了“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这样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最为接近的说法。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南宋高宗赵构。宋高宗在视察太学的时候，有感当即而作孔子赞。后来又利用闲暇，为孔子的诸弟子“亦为制赞”。其中关于颜无繇的赞词是这样的：“人谁无子，尔嗣标奇。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请车诚非，顾非其师。千载之下，足以示慈。”(《咸淳临安志》卷十一)这八个字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完全相同，差别仅仅是两句话前后互换。

　　这一互换显然出自启功教授的手笔，它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内容上说，这一互换微调了“学”和“行”的轻重，突出了现代大学对“学”的关注。大学教育要重视德行，但显然又不能停留于此，而有必要通过传授知识、研究学术，来彰显大学的精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在学术上没有什么造诣，德行就不可能丰满和充盈；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没有尽到自己传播知识的职责，没有完成自己学术研究的使命，任何德的标榜都会流于虚幻。从形式上来说，这一互换颠倒了“范”和“师”的位置，形式更严整，结构更合理，更加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心理预期，也与“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师范”意义更为切合。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字校训，立足、来源于传统，又进一步培植、弘扬了传统。正因为它植根于传统的沃土，得益于2500年丰厚养料的滋养，它才得以具有厚重的文化意味，弥久芬芳，有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并对今后北京师范大学乃至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