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给处于苦闷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谬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胜利前进的信心。《新民主主义论》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基础，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对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展开论述，清晰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探索和谋划。《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系统回答时代和革命斗争实践提出的紧迫问题，已经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拥有决定性发言权。《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

［关键词］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新中国 宣言书

1940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难阶段，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应该怎么办，这拷问着每一个中国人。此时，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战略，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及时回答了时代之问、中国之问，给处于苦闷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

一、回答时代之问：中国向何处去？

《新民主主义论》首先将问题摆出来。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事实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近代以来一直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黑暗境地，人民遭受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但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经验，前进的道路上充满坎坷。

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掀起轰轰烈烈大革命高潮，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共产党人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由于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再次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进行长征。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两党重新联合开展第二次合作，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兴奋地表示：“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深入城乡各个社会阶层。广大爱国华侨在世界各地也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毛泽东深刻论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他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抗战出现崭新局面，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的消耗。战争规模的扩大及日本所投入兵力之多、损失之大，大大超过日本侵略者的最初预想，日本在战略上已矛盾重重，日益陷入被动局面。到1938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万人。日本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出现战略相持局面。

然而，在抗战中，国民党、共产党实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推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抗战路线，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各界民众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等，对抵抗日军侵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党的队伍和人民武装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余人，敌后根据地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随着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发展，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威力进一步发挥，人民抗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也是较为努力的。在政治上，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全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但是，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可避免地给抗战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胜仗，但打得并不好，军队损失很大，伤亡约80万人。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日本军队推进得如此迅速，中国人民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是同国民党统治集团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两国三方”关系，呈现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作战的主攻方向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向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国民党政府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其政策重点也由对外转向了对内，实行消极的抗日、积极的反共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摩擦事件。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复杂局面。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起时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自卫又不能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主义派别，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贯彻；军事上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军事上搞摩擦，在思想战线上也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攻势。他们阉割、抹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把三民主义变成反共旗帜。国共双方围绕三民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作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他强调的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就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些破坏团结抗日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深感担忧。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高举自卫的旗帜，开展反摩擦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另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原则，并系统阐明对中国革命各项问题的基本观点。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的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高超智慧和坚定信心，已经成为政治上成熟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问题。正如胡乔木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因为这时已经拥有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在抗日战争的发展中证明其军事主张和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已经拥有多方面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政治威信，足以对未来中国前途拥有有决定影响的发言权。

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的回答，没有立即聚焦当时理论争论的焦点——三民主义问题，而是通过发表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举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强调首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走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段提出中国向何处去之问后，在第二段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要建立这样的新国家，就要从中国社会国情出发进行符合中国历史特点的革命。

从第三段开始，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运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的基本观点，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基础，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对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展开论述，旗帜鲜明地强调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强调，“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国情出发，明确革命的任务、对象就是革除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

接下来，他深入分析阐明现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为什么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他指出，那是因为：近代以来世界上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两种世界革命划分的标志，是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之内。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那么这种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什么特点呢？他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这个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强调，“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毛泽东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将世界革命划分为两种革命观点出发，明确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目的却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这种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样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领导力量等，就阐述得很清楚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将这种革命明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至此，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及两步走之间的关系，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新民主主义旗帜已经高高地举了起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二大则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列宁和共产国际虽然有若干民族、殖民地民主革命问题的论述、指示，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怎样搞革命仍然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探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积累的革命斗争经验还很不够，还不能认清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以致于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多次犯了“左”倾错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右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这些严重损失，深深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成熟起来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开始将笔锋一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有关谬论进行逐一批驳，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区别进行阐述。

由上可见，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将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深入阐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清晰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弄清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又是怎样的？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谋划，分别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根据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阐明了它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他着重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强调，“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关于政权的构成形式，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个选举，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如此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毛泽东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或政权构成，就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

由上可见，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从而使党领导的革命走出工农革命狭小的圈子，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将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都凝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之下。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指出，第一，共和国要使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第二，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允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总之，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方“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由上可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共合作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孙中山“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是真正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付诸实践。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首先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其次，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方针。毛泽东强调，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问题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必须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由上可见，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质，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内容和发展方针，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指明方向。

四、号召举起双手迎接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谬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胜利前进的信心。沿着《新民主主义论》指引的方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通过浴血奋斗，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预见。

《新民主主义论》是唯一一篇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次提及的文章。这篇文章，也被毛泽东本人多次提及。1956年3月14日，在会见外宾时，他指出，“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毛泽东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上看，旗帜鲜明回答了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系列问题。驳斥了国民党关于主义、政党、领袖等问题上的谬论，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专制独裁的真面目，帮助人们分清了是非、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

这篇文章，来自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长篇演讲。当时，会场的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它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泛传播，在党内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外国记者形容道，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共产党员，不是内战时代及共产国际的所谓共产党员”，“他们之中很多人已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获得重大进步了”。

第二，从理论上看，明确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搞什么革命、怎样搞革命，以及通过革命成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它对于我们党成立以来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的探索，既是继承，更是突破，还是开启（随后党的理论探索和创新，都可以看到它的深远影响），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时代特点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帮助廓清了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争论莫衷一是的纷扰。它不仅给中国共产党人以莫大的鼓舞，也使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找到方向和信心。1940年春，杜斌丞读完《新民主主义论》后，感觉“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即使受到限制、围剿，《新民主主义论》仍然在国统区甚至日占区悄悄传播。很多知识分子在读了以后，开始告别徘徊，逐渐向共产党靠拢，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三，从实践上看，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其中，关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战略规划，为人们描绘了革命胜利的路线图。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阐述，使人们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毛泽东首先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运用到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随后，从《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指导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影响。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振臂高呼，“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这呼声，是兴奋的欢呼，是在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喝彩。这呼声，又是进军的命令，号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