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抗战史,总能看到汉奸的身影,嚣张而又卑怯,可谓“国难当头,汉奸如麻”。但是,他们只是历史的垃圾。屹立于历史中的,是孟子所言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什么叫“威武不能屈”?75年前,日寇带着汉奸,用刺刀和机枪在河北任丘、高阳两县(紧挨着今天的雄安新区)进行了一次“奴化试验”,试图制造更多的汉奸。

日寇忘记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一

“在高阳,恒尾带领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李果庄,让群众跪在大街上,背‘反共誓约’,背不过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檐,谁掉下来就杀谁。李果庄群众齐亭章等四人从房檐上掉下来,恒尾狂叫:‘大日本皇军到中国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说完把洋刀往冷水桶里一泡,随手把四个人的头砍下来。他还把鼻子凑到带血的刀上闻一闻,凶相毕露。

“(在东留果庄),日寇要活埋高大管,高林站出来拦挡,恒尾问:‘该埋不该埋?’高林愤怒地回答:‘中国人没有罪,不该埋!’恒尾指使伪军又把高林埋了。他狰狞地说:‘谁要抗日,不老老实实按六条做皇军的新国民,就杀谁!’

“敌人在良村开‘反共誓约’会,让群众背六条,孟进背过后,敌中队长小松狂叫:‘他是八路军的密探!’当场把孟进活埋了。恒尾说:‘你们村驻八路军,为什么不报告?’一连问了三声没人答言。恒尾暴怒要杀人,群众郭年站起来说:‘我们村没有驻八路军。’恒尾问:‘你敢保证?’郭年答:‘我敢保证!’恒尾扬刀就砍下了郭年的头,说:‘我叫你拿命来保!’随后,以到会人少和背不过六条为由,又砍了两个人,埋了三个人……”

上述文字,出自《吕正操回忆录》,这是吕正操将军对日寇1943年8月下旬华北地区推行“新国民运动”的回忆。他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奋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

史载,日寇的“新国民运动”,以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清思想,确保农业生产,改善生活,安定民生”为目标,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的五十名特务骨干分子,在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山崎和助平恒尾率领下,组成了“示范队”,强力推行“新国民运动”。计划从1943年8月开始,至1944年3月,用7个月时间,分为运动准备、强力推行、扩大战果、总结检查四个阶段。高阳、任丘两县被日寇当成“新国民运动”的示范区。

《吕正操回忆录》中所说的六条“反共誓约”,是日寇炮制的:“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达村落时,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和中国军警问话时决无虚伪之陈述；三、今后绝对拒绝八路军及其军政机关所要求的一切破坏行为；四、绝对迅速提供所得的确实情报；五、严守本誓约,决不违犯；六、以上各条如有违犯,任何处罚情愿甘受其苦。”

日寇此举,意在通过残酷杀戮,逼迫中国人忠于“皇军”,变成甘当亡国奴的“新国民”。

吴庆彤,1943年在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部当译电员,住在高阳县的南马村,当时军分区司令部曾几次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日寇推行“新国民运动”情况,由他翻译成密码电报发出去。他后来在一篇题为《太阳旗下的刽子手——侵华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日寇要求每个人都要背熟这个‘誓约’,发誓效忠‘皇军’,甘当‘反共’的新国民,并要求立即照办,检举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分子。凡是背不过的、不检举的和表示不满的,就不是‘东亚解放的新国民’,就要立即处罚。”

二

“新国民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汪精卫。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汪精卫一直在揣摩日本主子的心思。自“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已持续近4年,日寇曾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俨然已成梦呓,“速亡论”破产,日本人开始另有想法。日酋今井武夫就表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单纯凭借武力是难以达到目的了,因此考虑到绝不可缺少掌握中国民心和取得民众的协助。”

作为傀儡,汪精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主子满意。他认真琢磨“民心”二字,谋划如何让更多中国人像他一样当汉奸,为日本人服务。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源源不断为其提供战争资源,汪精卫心领神会,推出了亲日奴化的“新国民运动”,目的就是泯灭中华民族抗战意识和民族意识。

1941年12月27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大东亚解放大会”,宣布要全面开展“新国民运动”,为日本人摇旗呐喊并表忠心:通过开展“新国民运动”,予以日本“建设新东亚应有之协力”。汪精卫本人亲自拟定了《新国民运动纲要》,在1942年元旦正式公开发表,汪精卫声称:“现在四年有余的中日事变,已一转而为保卫东亚的大战争,在这新关头,没有新精神,怎样能担负这新责任,完成这新使命?”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全国同胞,对于这一次大东亚战争,要认定是东亚生死关头,也即是中国生死关头”,“现在的战争是总力战,所谓总力,一切心力物力都包括在内。”“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自己发出了无限的力量,同时也盼望中国发出力量。必须这样,能支持长期战争,才能在长期战争中确保胜利。日本是要中国协力的……”

汉奸不可怕,就怕汉奸有文化。

那个曾经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武少侠,此时傲骨傲气俱失,自己不仅甘心当奴仆,还试图制造一种理论,让所有中国人都当日本人的忠实奴仆!

时至今日,还有人试图为汪精卫“翻案”,甚至赞其有人格——一个替外虏敲骨吸髓的汉奸,一个帮助异族对中华民族不仅试图“亡国”而且谋划“灭种”的汉奸,又哪能提得起“人格”二字?

可耻的是,汪精卫不仅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狭小区域内推广“新国民运动”,还跑到华北他一直试图染指的其他汉奸盘踞的势力范围,鼓吹“新国民运动”,试图实现“华北的中央化”。当时华北的汉奸组织是“新民会”,不睬汪精卫,在经过复杂的博弈后,加上日方的调和(日军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高度认可“新国民运动”),南北汉奸合流,汪精卫被“拥戴”为新民会“名誉会长”,北方“特派王揖唐、周作人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新民会还宣布:1943年为“开展新国民运动年”。

三

华北群众,尤其是被当作“新国民运动”“示范区”的高阳、任丘两县老百姓,以极其悲壮的方式,拒绝当“顺民”。

日寇和汉奸在乡村一路杀戮一路推行“反共誓约”会,遭到抵抗,便想了个毒招,诱逼16岁至45岁的男性青壮年到城里参加“反共誓约大会”,借口是“去去就回来,哪个村不去,就是八路村,房子要烧光,人要杀尽”。由于我抗日军政机关采取了一些对应措施,组织人员劝阻,广大群众才没有上当,但仍有2.25万人(其中任丘1.5万人,高阳7500人)被诱逼进城。一进城,便被扣押,苦难降临。

敌人把集会变成刑场,试图恐吓老百姓与八路军“切割”,当“顺民”。《太阳旗下的刽子手——侵华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一文中写道:

“10月18日,任丘的‘反共誓约’大会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会场四周架着机枪,里边挖了很多埋人坑。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山崎说,我们这是‘淘水捉鱼’。你们‘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来了就别想回去。并宣布了‘三不准’、‘十枪毙’:(一)见了皇军不准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说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动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会场一片恐怖。

“汉奸们耀武扬威,呐喊着叫大家背反共誓约六条。山崎拔出指挥刀,大声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枪?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会场鸦雀无声。山崎暴跳如雷,令汉奸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逼问。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任丘县麻家坞村村民王虎,他面对敌人愤怒地大声说:‘六条不会,八路军我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埋后又刨出来再次逼问,王虎依然坚定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打了几个人,敌人用尽种种残酷手段,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后来又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3个大院里,一个村、一个村地拷打讯问。3天中,有150多人被毒刑拷打,近百人伤残。被关押的乡亲们,面对敌人的酷刑、屠杀,纷纷起来反抗。任丘县有130人从敌人的监视下向外冲,鬼子开枪射击,有30多人当场牺牲,近百人逃跑成功。在大家向外冲时,东关的陈卜高喊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扑上去夺了一鬼子手里的枪,被另外几个鬼子开枪打死……”

史载,日寇见武力无效,就残忍地断粮断水七天七夜。被关押的老百姓开始吃地上的野草、树叶、树皮、衣服里的棉絮,喝草帽接的雨水,甚至自己的黄尿……但仍然没人说出八路军的武器弹药、粮食、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因为饥渴,被关押在两个县城的群众,死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日寇决定从两县挑出3500多名年轻人送进“感化院”,其他老弱病残陆续放了出来。

吴庆彤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我的房东刘维汉被诱逼进城参加‘大会’,十几天后被敌人放回来,已被折磨得好像换了一个人,一位身体结实的壮年人,衰弱得走路都晃晃悠悠。他失声痛哭诉说在敌人那里受苦受难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永生难忘……”

一场“新国民运动”,让任丘高阳两县平添多少新坟?

被胁迫去“感化院”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感化”,后来在我军民的帮助下,全部逃了出来,大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

四

复仇!复仇!

华北平原上,中国军民用复仇的火焰,坚决粉碎了敌人罪恶的“新国民运动”。在高阳,在任丘,武装抵抗无处不在。

《保定抗日战争实录》一书记录了日本“屠夫”小久保的覆灭。小久保在任丘县血债累累,他曾包围八方村召开“反共誓约”会,令日伪军用刺刀逼着群众背“反共誓约”,不论背过背不过,小久保都亲自从人群中往外拉人,逼问村里有无八路军。接连问了十五人,都回答:“不知道!”小久保一怒之下,把十五个群众都活埋了。随后又拉出十三个人,连问都没有问,就用洋刀和刺刀全部杀害。1944年1月24日,中国农历除夕,小久保率40多名日军和部分伪军,抬着一挺重机枪去苟各庄检查“反共誓约”,遭到八路军一个连和任丘游击队的伏击。

《太阳旗下的刽子手——侵华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也记载了一个细节:1943年12月5日下午,当日伪军从高阳县五尺村搞“突击示范”回城,经过西良淀时,被八路军伏击,全歼了日军一个加强小队,两个中队的伪军缴械投降,“部队在打扫战场时,一位老大娘急忙拉着几个战士到她家里去,打开大柜,从里面抓出一个鬼子来。原来这个鬼子被打得乱窜,逃到老大娘家,用手比划着想躲起来,大娘急中生智,把他锁进了大柜里……”

经八路军与地方武装连续作战,消灭了高阳、任丘县日军“突击示范队”主力和大批伪军,日军的“突击示范队”到处挨打,不敢外出检查。山崎和恒尾狼狈逃回北平,“新国民运动”彻底破产。

再说说伪军的下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当年奋战在冀中平原的刘光裕在《艰苦战斗的岁月》一文中回忆说,八路军在战斗中外翼驱散伪军,内线专门打击日军,几次战斗中,“让过伪军专门打日本鬼子,以致战斗中伤亡日军多,伪军少,甚至无伪亡,致使高阳日军不相信伪军,伪军不愿意随鬼子出动,使敌伪内部出现矛盾,为我争取伪军创造了条件……有不少伪军通过联络员捎口信说:我是中国人,决不真心给鬼子干。” 对于铁杆汉奸,是杀无赦。《艰苦战斗的岁月》中写道,一个叫“小白子”的汉奸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八路军设下埋伏将其打死在村边后,群众甚至烧香磕头庆贺。还有一个铁杆汉奸周万银,经常在酒醉之后说:“我是死人还是活人?”感到自己末日的到来。

今天读华北敌后抗战历史,尤其堪称悲壮史诗的冀中平原抗战,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恐吓,甚至杀戮,能够让中国人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侵略者的暴行,反而让中国人意识到:抗日,是中国的生死之战。

1943年10月18日,任丘县城“反共誓约”大会上,一个叫李小牛的村民,被敌人用刺刀从前胸穿透后背,仍然挺立,呼喊:“乡亲们,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谁能出去,要报仇,打日本!”（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关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