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全会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这本来是一次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但突破原定议题，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能够突破原定议题，党和国家的历史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转折，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与邓小平的重大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指导和推动，这两次会议就不可能具有伟大转折的意义，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就不可能顺利到来。

一、奠定思想基础

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业待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遇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

客观地讲，粉碎“四人帮”后，要人们立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是不现实的。但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逐渐有所认识，并经常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到这时，历史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难题：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那就会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难题，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两个凡是”的思路，也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不许触及。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基本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路，也就是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将是一条既继承“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又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路。

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这种交锋便体现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问题不解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出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也是不现实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最大的突破口是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两大问题上，尽管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一再呼吁，但还是遇到来自“两个凡是”的阻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是，天安门事件并没有得到平反，许多冤假错案也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文艺战线率先开始拨乱反正并取得非凡成绩，但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拨乱反正步履维艰。

拨乱反正已经起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确。“两个凡是”成为一种新的思想禁锢，为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严峻的现实表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实质上根源于坚持“两个凡是”指导方针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争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最终见分晓。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是与邓小平的大声疾呼和积极推动分不开的。

第一阶段，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还在“两个凡是”刚刚出笼的1977年2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其错误的实质和危害。他在同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与此同时，他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明确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邓小平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批评“两个凡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了。

第二阶段，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他在多种场合批评“两个凡是”，并给予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以明确而有力的支持，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

邓小平强调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强调实事求是，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即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的呼吁和推动下，人们开始思考：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日益接近问题的核心，提出了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判断真理的标准问题。这种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要求抛开阻碍社会进步的僵化、保守观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一切，实事求是地探索新的道路。这种要求终于通过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迸发出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而涉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它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立即引来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批评和压制。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明了态度。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尖锐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此后，邓小平多次找人谈话，明确表示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继续批评“两个凡是”。7月21日，他在同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时告诫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他在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汇报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后，到东北三省视察。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王恩茂等人汇报后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他再次批评“两个凡是”，阐明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个大问题，指出：“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9月17日，他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曾绍山等人汇报后，再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指出：“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

在邓小平坚决而有力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所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理论界积极参加这场讨论，而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委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负责人通过发表谈话、讲话或撰写文章，表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支持，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这场大讨论不仅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到这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已是四面楚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终成燎原之势，然而，这场大讨论还没有完结。

第三阶段，邓小平密切关注中央工作会议内外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及时发表讲话，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在会议开始后，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表示肯定这场讨论，并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

11月25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群众反映。汇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了谈话。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

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很快在会上传开，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与会者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部门负责人认为再也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明态度。他们在发言中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并为自己辩护。11月27日，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多种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上述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立即引起绝大多数与会者的不满。

从11月28日开始，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解放思想，普遍地提高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许多与会者指出：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与会者指出：我们要把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统一起来，在肯定毛主席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去处理遗留问题。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只能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有的与会者指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要求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这次会议上再掀波澜，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人们的思想认识尚未统一。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把握方向，在12月13日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深刻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后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思想路线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尽管后来各地还搞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但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正确地解决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正是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线，全会才能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了历史转折。这一切，都是邓小平积极引导、支持和推动的结果。

二、确立会议主题

邓小平及时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被确定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根本性的转折，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此后不久，就改变了这一正确决策，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事求是地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加快经济建设、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点上，党内外并没有多大的争议。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上。由此必然涉及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何看待在这个“纲”之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并由此涉及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与实践。历史发展至此已清楚地表明：如果仅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主观愿望，而不能真正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不能正确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是非问题，就不可能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揭批“四人帮”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央提出“抓纲治国”的“纲”，指的就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可是，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项工作，从表面看属于工作安排性质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对长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挑战，是在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工作重点实行转移，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的教训中，从中国丧失发展机遇、与世界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中，从对国际形势对我有利、“战争可能延缓爆发”的准确判断中，强烈地意识到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紧迫性和可能性，敏锐地感觉到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已是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邓小平从对“纲”的思考入手，率先提出要适时地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早在1977年8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时就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1月，邓小平在广州视察时明确指出：我们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1978年3月10日，他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现在大的方针、政策，我看基本上理出来了。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地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

到1978年下半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后，已有许多人意识到：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有所变化。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尽管还不能认为这指的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但说明当时确实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真正从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提出重点转移问题，是在邓小平1978年9月的东北之行过程中。9月16日，他在长春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9月17日，他在沈阳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不痛不痒，没有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9月20日，他在天津听取“揭批查”运动的汇报时说：沈阳军区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有的单位没有什么问题，也跟有问题的一样搞，干部就产生厌烦情绪。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有10%、20%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上述谈话是紧紧围绕适时地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主题展开的。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归结为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说成是“最大的政治”，显然不属于工作安排性质的“转移”，而是属于全党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重点转移”，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党的政治路线。尽管邓小平这时没有明确使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的词句，但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确定无疑的。

东北之行以后，邓小平继续在多种场合强调要适时地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10月11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所说的“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就是指经济建设，就是指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对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及时地宣告转向新任务即经济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

现有资料说明，最迟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倡议已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并决定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有三项：一是讨论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是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11月10日的开幕会上，华国锋在宣布三项原定议题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开幕会后，从11月11日起，各组开始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言，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决策，认为当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中央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是适时的、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在讨论中，与会者回顾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畅谈了对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的认识。主要的观点是：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过去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是伟大的、广泛的、艰巨的，在思想上也将有极其深刻的变化，并且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将有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我们应当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克服僵化观念，站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前列。许多与会者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畅谈了实施工作重点转移的打算。

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实际上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然要涉及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涉及如何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问题。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时，许多与会者注意到还存在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因此，在讨论中，许多与会者围绕工作重点转移，提出要把“揭批查”运动的遗留问题解决好，继续平反冤假错案，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很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同时，与会者就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全会相应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邓小平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倡议，才使得原先只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增加了这项议题。正是这项议题的增加，引发了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从而改变了会议的主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三、倡导改革开放

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倡导实行改革开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调整产业结构。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性抉择。

面对这种抉择，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努力排除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积极推动打开国门，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他身体力行，多次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经济发展的脉动。仅1978年，他就先后四次出访，到过七个国家。通过出访，在加深对国际形势了解的同时，邓小平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正在拉大的差距，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由此为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

中央领导再次放眼看世界，促使对外政策发生积极变化，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同外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虚心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路日益明确。

这种对外开放的思路，来源于对国际形势的符合实际的判断。邓小平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出发，对世界各种力量进行认真分析，进而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判断。1977年12月，他根据对美苏双方力量的冷静观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和我们可以争取更多一点时间的判断。他指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我们能够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这种看法，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出强调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相比，有着很大的变化。

面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有意识地表达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1978年2月16日，他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指出：我们愿意引进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我们不只派人到美国去考察，也派人到其他发达国家考察。这方面，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不少。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向外国学习，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思路，这就是：把世界上能为我所用的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拿来，经过消化吸收，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能够在一个高起点、高水平上发展。

对外开放固然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国内问题解决不好，对外开放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78年2月1日，他在成都说：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3月10日，他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会管理。我们要学会管理，善于组织我们的工业。管理好坏，效果大不一样。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革。4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政策的积极变化很快转化为工作上的具体行动。中央派出大量代表团和考察团出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5月至6月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西欧五国。临行前，邓小平于4月底找谷牧等人谈话，指示代表团在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从5月2日到6月6日，考察持续了一个多月。代表团回到北京后，于6月下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央建议：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

各个代表团考察的成果引起邓小平的思考。6月23日，他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说：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国际条件有利，国内条件也有利，只要下决心干，就可以加快建设速度。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格奥尔格·内格韦尔为团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如何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日益成为中央领导层关注的重大问题。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9月，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其中，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会议提出了有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充分利用外国资金的设想。全国计划会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经济工作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这两次会议对于形成改革开放的方针具有重要意义。

9月，在东北三省和天津视察期间，邓小平谈话的重点已不仅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的思路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着重强调：不仅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且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正在建设中的霍林河煤矿要引进联邦德国技术的汇报时指出：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产。对这样的企业，不要搞改良主义，要彻底革命。所有的引进，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就没有资格引进，我们就永远落后。9月18日，他在鞍山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

关于改革，邓小平强调：不仅要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扩大企业和基层的权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要改革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所有不合理的体制。9月15日，他在哈尔滨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9月16日，他在长春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9月20日，他在天津说：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时，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方针。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中央对实行改革开放的酝酿，特别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设想，对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与会者结合实际，分析了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闭关自守所造成的弊端。许多与会者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不少与会者提议：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对于改革的内容，与会者普遍认为：主要是改革从苏联学来的和自己土造的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这次会议使会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密切关注会议讨论的情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11月16日，他收到胡耀邦转来的北京东风无线电一厂四车间的一位技术员的来信。来信对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一是解决会管理、不当家的矛盾；二是切实把岗位责任制建立起来；三是掌握管理的工具——统计；四是设立横—纵协商机构；五是发挥单项奖的作用和有条件地实行岗位津贴；六是加强产品设计管理。这封信反映的是一种来自基层的渴望改革的呼声，它表明改革开放已成为从上至下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要求。邓小平阅后在来信上批示：“可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看看。”

邓小平还密切关注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及时阐明自己的观点。11月26日，他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谈到自力更生和接受外援的关系时说：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四人帮”把第二句话丢掉了，而且说，什么东西中国人都能搞出来，吸收外国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把事情搞糟了。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受外国的援助。从建国以后到1972年以前，有什么条件？那时你日本给过我们援助吗？美国能给我们吗？欧洲能给我们吗？我们不强调自力更生怎么办？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所以，“四人帮”不粉碎，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国际条件有了，国内条件没有。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分析。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个方针现在才能实行，在这方面我们全党全民是一致的。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改革开放的问题。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

尽管在这时，改革开放的设想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实践上也刚刚艰难地起步，但按照邓小平所设计的思路走下去，中国必将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全会正式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四、确定指导方针

邓小平根据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出现的新情况，及时提出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指导方针。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重要的指导方针，集中体现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篇讲话不仅同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成果直接相关，而且反映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思考。

如前所述，邓小平是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倡议者。因此，1978年10月他布置起草的讲话稿，是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来展开的。当年九十月间，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虽然尚未见分晓，但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表态已经使天平发生了倾斜。10月3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说：真理标准的讨论差不多了。现在发的文章不少了，省委写的文章也不少了，问题不算已经解决，但这样的问题还得慢慢来，可以告一段落。10月14日，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又指出：我在东北的讲话，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看来，同“两个凡是”的争论现在不能算已经解决，要搞清楚思想路线是非，这一点决不含糊，可以召开理论务虚会“摆开来”解决，以便统一认识，但报刊上大张旗鼓的争论应该告一段落；等理论务虚会开过以后，再印发他视察东北时的谈话，引导全党把注意力转到工作重点转移上来。所以，邓小平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讲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实际情况是，理论务虚会没有召开，而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4日，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返回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开幕五天。11月1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11月19日完成的修改稿，主要阐述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其中提出要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革不适应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由于邓小平对讲话内容的基本设想发生改变，这份讲话稿没有被采用。邓小平根据新的思考，于11月底亲笔拟出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按照这份提纲谈了讲话稿的起草问题。显然，这份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已不是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而是转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问题，民主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

邓小平之所以要改变讲话的主题和内容，是由这段时间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决定的。

首先，由于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新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围绕工作重点转移，与会者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从11月11日分组讨论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言拥护工作重点转移，但认为应解决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安定团结，影响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其中，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影响最大。他提出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并提议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中组部，中央应当在适当时候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提出的几个历史问题，都是当时党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根本问题。他发言后，各组发言的重点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几乎与此同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天安门事件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新华社的新闻通稿。由于陈云发言的带动，如今又受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与会者争先恐后地发言，提出了许多历史问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冤假错案问题；二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要求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三是要求中央对康生、谢富治的错误进行审查。有的与会者要求中央对上述问题表态。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引起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于11月14日回国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与会者提出的历史问题。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平反，并就“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作了答复。

上述决定宣布后，与会者深受鼓舞，更加畅所欲言，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名道姓地进行争论。与会者在发言中又提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以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二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掀波澜。如前所述，在11月25日以后，真理标准问题再次引起很大争论。尽管绝大多数与会者对“两个凡是”以及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进行了严肃批评，但这场争论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是许多与会者提出要解决人事问题。这次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但随着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陆续揭发出几位中央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错误。这样，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人事调整的问题。特别是在11月25日第三次全体会议后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越发认识到这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与会者把注意力放在人事调整问题上。

其次，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社会上出现了新情况。新华社播发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全国反响强烈。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更是顺应民心，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在北京西单等地，出现了一些大、小字报，其中有的涉及对毛泽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和重大历史问题的议论。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的汇报，邓小平谈了如何看待群众的议论，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后，这个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再次，国际上对中国国内形势的看法出现了新的情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邓小平11月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29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客人们都问到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内部有无“权力斗争”和高层是否会出现人事变动等问题。他们非常关心中国国内局势是否能够保持稳定，能否同中国进行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

上述新情况表明，在历史转折的前夜，仍有许多思想认识问题需要澄清，需要引导。历史遗留问题固然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不然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如果纠缠下去，势必影响工作重点转移，影响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正是这些新情况，引起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他新的思考。于是，一个新的思路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明确，这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目的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

11月下旬，邓小平多次阐发这一思想，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11月25日和北京市委、共青团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他指出：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

对于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人事调整问题，邓小平也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及时给以明确的引导。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邓小平在谈到对中央几位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时指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在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有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他再次指出：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

邓小平还多次会见外宾，反复说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以消除他们的顾虑。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佐佐木良作时说：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他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1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11月29日，他在会见竹入义胜时指出：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指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虽然是对外宾讲的，但谈话的整理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后，对引导会议进程和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发生的新情况，的确给邓小平带来许多新思考。他的思路已不再停留在工作重点转移上，而是要引导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紧紧围绕工作重点转移和现代化建设，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正因为有了这种思路的变化，所以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说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引导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方向，而且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充分体现了这个时期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思考。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抓住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从而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再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全会既实事求是地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又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邓小平确定的会议指导方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邓小平虽然不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从他在关键时刻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看，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重大影响看，他对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核心地位的确定，是后来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再造中华辉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他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邓小平的名字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名垂青史。（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张树军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