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最令中华民族纠结的问题，莫过于文化选择。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本国文化的信心彻底崩溃，“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不二之选。世事沧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对文化传统进行再认识。中华文化存在的价值，不是为证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中国学者理应深入发掘本国文化的核心意蕴，与国际学术界平等交流，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借鉴。

中华文化的三个核心意蕴

一是以“德”为灵魂。

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的内涵与气象各有千秋。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德”作为价值核心，其起点是在殷周之际。武王伐纣之后，周人反思夏、商亡国的教训，两朝都曾经秉受天命，并且享有不短的国祚，可惜“惟不敬厥德”，对道德没有敬意，极度腐败，“故天降丧于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上天将丧亡降给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周公要求周人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像文王那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周公还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古语，要求周人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以之作为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在周人行将迁都于洛之际，周公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国由此走上了以人为本、以道德为灵魂的“民本主义”道路。

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德治思想，笃信只有道德才能赢得长治久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主张君子要为社会树立道德表率，以此教化民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以道德服人之说，影响最为深远，历代学者多奉为圭臬。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他认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高城、深池、坚兵、利器、积粟、储米，也不是封疆、险固，而是人心的向背。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高扬道德理性，经过千百年的传诵，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

二是以“士”为人格楷模。

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并将“士”作为人格典范来塑造，希冀全社会以此为楷模，修身进德，实现人生的道德价值。

先秦时代，贵族阶层的基本构成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下层，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故人称“闻一知十为士”，“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他们求学的重心在“道德”，所以古人每每以此来定义他们：“守道者谓之士”，“士，蹈道者”，“士，讲学道艺者”，“士，谓进士有德行者”，“士，有道德之称”，“士者，有德之称”。社会各界都将士作为道德楷模来追慕。

周人崇信“天道”，视其为天之正道、宇宙公理。天道在人类社会的投影，即“君子之道”，是人生的正道。士追求“道”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高目标。生命诚可贵，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寿夭长短，而在于是否得“道”，即是否获得真理。孔子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他们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毕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后，每当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杀身成仁”都成为万千志士慷慨献身的精神动力。

士以近乎严酷的要求修身进德，“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有很强的道德自律意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更是中国尽人皆知的存问反省的格言。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行己有耻”，“居仁由义”，身体力行，宽宏强毅，以毕生的精力践行自己的学问，《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他们无论仕与不仕，周身都充盈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孔子、孟子、荀子等所论之“士”，绝非实有其人，而是为引导人们修身进德而构拟的道德形象，并赋予其种种人格内涵。受此激励，历代社会都有大批品格高尚的士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中华文化非常独特的地方。

三是以“天下”为己任。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希望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社会重视群体利益、忽略个人发展，因而是错误的。此说似是而非。中华文化中的士都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优秀个体。士所希冀的利益最大化，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再扩而大之，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先哲的认知逻辑是，既然“利出于群”，故群体重于个人，“小我”理应服从“大我”。大量优秀的“小我”成就了强大的“大我”，“小我”与“大我”是利益共同体，并不对立。个人只有全身心融入群体，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个人价值才可实现最大化，才可成为千古为人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尧与禹就是其例：“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监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与柏拉图一样，孔子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理想世界，将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憧憬“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未来社会。

《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径。儒者终身学习，旨在报效天下。《礼记·儒行》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先实现自身的人格价值，然后以身许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必要时可以牺牲“小我”，捍卫“大我”，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共同的人生理想。曹植说：“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陆游挑灯夜读《出师表》后言：“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价值观宣言。

北宋承五代之乱，积弱积贫，又受辽、金纷扰，国势危殆，而学者多有为国分忧之志，并由此确立了中华的“天下观”。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下而奋斗、献身的担当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扎根于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

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这就表明，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是全方位的，除了包括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战略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战略。中华文化曾经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擘。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是我国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

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为中心；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中华文化要求人们通过礼乐双修，涵养高雅气质，践行仁义礼智信，成长为道德高尚的“君子”。中华文化重视家庭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机体的健康细胞，自古把乡风民俗的端正看作国家的元气之所在，着力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中足以骄人于世的精华。

当今之世，宗教多具有排他性，因而多有局限性，而中华文化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局限。虽然欧洲长期以来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但如今的欧洲年轻人正面临着将自己的灵魂交给谁来管理的严峻问题。中华文化似乎早就为这一局面做好了准备。中华文化超越宗教，人们可以自己管理灵魂，从而为解决西方年轻人的困境提供了希望。我们应该克服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卑心理，看到自己文化的优越性。

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波及广袤的南北大地，覆盖面之广远非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可比。因幅员辽阔、地貌各异、风俗迥别，故思想家著书立说都会兼顾四方的种种差异。《礼记·祭义》中说：“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此即后世“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语的出处，是中国人注重自己学说普适性的一种鲜明表述。

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彭林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