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长，世事变迁，敦煌莫高窟最初如何出现几乎成谜。传说是乐尊和尚在此“看见”千佛闪耀，受到感召凿下第一窟。北魏时期，当地和中原信奉佛教的权贵纷纷在敦煌开凿佛窟，渐成风气，百姓上行下效，开凿洞窟的行为成社会风尚，短短三十多年间，仅莫高窟一处就被开凿出近八十个洞窟，隐约可预见今日壮观的石窟盛景。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少名门望族为避战乱移居河西，来到敦煌。他们不仅带来了财富和先进的文化知识，也把对佛陀的信仰带入敦煌。政治动荡最易使人安全感匮乏，人们在现实中求告无望，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宗教。

在佛教中，佛祖涅槃之后，信徒会虔诚造像膜拜，以表达心中敬畏，为佛祖造像是极大的功德，佛教对造佛供养论述繁多，不胜枚举。佛经中宣说了造佛像的种种福祉：“若有净信之心造佛形象，一切业障莫不除灭，所获功德无量无限……”《大乘佛教造像功德经》中说，官绅富豪刻写佛经，塑造佛像，既可保现世富贵，死后亦可进入西方极乐，平民百姓则有脱离贫困苦海，过上富足生活的善果。

壹

岁月悠长，世事变迁，敦煌莫高窟最初如何出现几乎成谜。传说是乐尊和尚在此“看见”千佛闪耀，受到感召凿下第一窟。北魏时期，当地和中原信奉佛教的权贵纷纷在敦煌开凿佛窟，渐成风气，百姓上行下效，开凿洞窟的行为成社会风尚，短短三十多年间，仅莫高窟一处就被开凿出近八十个洞窟，隐约可预见今日壮观的石窟盛景。

敦煌地区的造像活动从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延续了一千多年，每一个洞窟从构思选址，到开凿甬道、运出石沙、铸造窟顶、艰难挖掘，无不在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类体能的极限。无数工匠一铲一铲挖掘，一笔一笔勾勒，用双手铸就了今日的辉煌。

支撑它形成今日之规模的，除了对信仰的虔诚，更重要是经久不衰的供养人传统。供养人，是那些出资发愿开凿洞窟的功德主、窟主、施主及与其有关的家族，他们不是亲手凿琢佛像的工匠，而是资助工程建造的背后赞助人。古代敦煌供养人在造像时，一般都要画上自己的供养像，写上题名，并撰写愿文，表达供养的动机和愿望。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大都有供养人像，现存人像总数有万余身，题记万余条。

经年累月，正是由于历史上无数供养人的虔诚膜拜奉献，敦煌历经千年的汇聚积累，造就了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敦煌莫高窟，逐渐幻化为一座浩瀚的文明宝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其庞大规模被断代的历史掩盖，得以完好保存，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

元朝之后，丝绸之路衰落沉寂，嘉峪关封闭，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石窟开凿也趋于停止。无人再继续出资凿窟塑佛，善男信女对敦煌的供养几近中断。清末以来，社会动荡，执政者无暇顾及敦煌，更是导致大量珍贵文献和国宝文物流失海外。

直到近代，随着敦煌被重新发现，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奔走疾呼，甚至不惜为敦煌倾其一生，耗尽生命。在他们的努力下，敦煌文化得以重见天日，保存传承。他们对于敦煌文化的供养已经突破了宗教的概念，成为守护和传播敦煌文化的代名词。

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常书鸿，偶然接触到法国人伯希和编著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从此和敦煌结缘，回国后，他下定决心赴敦煌研究。守护敦煌的艰难，世人皆知，临行前徐悲鸿为他的画展作序写道：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

1944年，在常书鸿的促成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常书鸿一行在兰州集结，动身奔赴敦煌，他们身披老羊皮袄，头戴农民毡帽，雇了10头骆驼，沿着河西走廊穿越荒漠，翻越祁连山，每天只能前行30公里，出发时尚属严冬，到达千佛洞时已有春的气息。

常书鸿没有想到，自己来到敦煌首先要做的，是植树治沙，带领大家种菜养鸡，自给自足，与工人一起花费10个月清理窟前甬道的流沙。由于经费短缺，他变卖油画，游说当地官员捐赠做功德，周旋于各级官僚部门，所做之事与他最初所望的文化艺术相距千里。在巴黎时，常书鸿和很多朋友组成过艺术学会，周末要么与同好聚会畅聊，要么徜徉于缤纷的艺术展览，但在敦煌，只有满目黄沙。

当时的宿舍都是小庙和马棚改造的，千佛洞周围40公里之内荒无人烟，更无道路可言，往来运送只靠一辆老牛车，行至敦煌要走6个小时，如遇急病只能等死，常书鸿的二女儿就是因无处投医而夭折。妻子过不惯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辞而别，这件事对常书鸿打击很大，自己仿佛被置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彷徨，经历一番痛苦挣扎，他在大风沙中回到千佛洞，画了一幅《舍身饲虎图》。这幅画取材自莫高窟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常书鸿自比主人公，决心抛弃自身一切，毕生侍奉敦煌这座艺术宝库。

抗战时期，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人相继辞职，常书鸿也接到徐悲鸿寄来的一份来自北平艺专的教授聘书。面对动荡局势下，敦煌人才凋零、岌岌可危的现实，他还是拒绝了离开的机会。1948年12月的上海《大公报》上，刊载了常书鸿的一篇名为《从敦煌近事说道千佛洞危机》的长文，文中写道：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石窟艺术终生相伴。如一份誓言，更是一声敲响世人灵魂的警钟。在此篇长文的感召下，几十名年轻的美术从业者来到敦煌，为守护和供养这片圣地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

历经光阴与风沙侵蚀，洞窟里的绚烂已日渐暗淡。1962年，国家批复一笔巨额经费抢救日益被黄沙吞没的敦煌石窟，洞窟按上门窗以阻挡流沙，电灯取代了油灯，画壁被修复和清理，汽车取代了牛车，研究人员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敦煌石窟迎来新的时代，敦煌学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晚年的常书鸿回到北京，患上严重的失忆症，据说他经常吵嚷着问身边的人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里，为什么不让他回敦煌住那个土房子。美学家高尔泰劝他：人生如逆旅，何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了，能放松休息最好。而在常书鸿看来，也许敦煌才是他的故乡。1994年，常书鸿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出版，他将自己与大漠结缘的华彩人生永远定格下来。两个月后，为敦煌奔走半生，伤痕累累的常书鸿在北京逝世，他的墓碑被树立在莫高窟九层殿的对面，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之后，继任院长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他的临本，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第三任院长，学者樊锦诗就是被常书鸿亲点而至的。1963年9月，刚刚毕业的北大才女樊锦诗收拾好行装，只身去往大漠敦煌，一待就是40年。

求学期间，考古系的樊锦诗曾在敦煌实习，立即被这儿的壁画和雕塑之美吸引，同时也领略到此地艰苦的研究环境：水又苦又咸，风沙漫天，土桌子土炕土房子……这位从小在上海长大，北京求学的柔弱姑娘，毕业后曾面临北京和敦煌两个选择，最终现实屈服于理想，执着奔向大漠。“文革”时期，研究工作停滞，樊锦诗每日陷入开会、劳动、批斗这样枯燥无聊的事务中，当工程师的父亲也被迫害致死，樊锦诗悲痛失望，有了离开敦煌的念头，是浩瀚的彩塑和壁画艺术最终留住了她。

随着时间推移，樊锦诗在敦煌的根越扎越深，早已违背了当初与丈夫“在敦煌玩三年的约定”。结婚后二人一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三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在地里摘棉花。孩子未满月她就回去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就锁在宿舍里，趁吃饭时间回去照管。二儿子出生后，直接交给了河北农村的亲戚照看，五岁时樊锦诗去接，互相都认不得对方，作为母亲，她心如刀绞。那时，一家人常常分作几处，难得团聚，但樊锦诗说，敦煌有许多课题需要她去做，实在“难以割舍”。最终丈夫作出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其时二人已经结婚21年。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作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带领敦煌的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让旅游部门喜出望外。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累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了。”樊锦诗害怕了，她甚至“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敦煌如一朵细腻柔美的花，远观无法体会其魅力，亲近太过却会给她带来灭顶之灾，是樊锦诗最早提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也是她顶住金钱的诱惑，对开发敦煌旅游，将莫高窟打包上市的建议说不，为千年文化遗产留得了一方净土。

“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樊锦诗克服各种阻力，四处寻访学习，探究“数字敦煌”实现的可能性。数字化敦煌，是运用科技手段为敦煌壁画、泥塑和洞窟分别建立数字档案，将来用作敦煌文化展览等多种形式，为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如今，已经投入运营的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展示中心位于莫高窟保护区域15公里外，这里播放的影片涵盖了将莫高窟最具特色的洞窟，可以讲局部细节的放大，伴随讲解员的细致讲解，游客会对莫高窟有更深了解，一方面，这种参观模式比从前获得更大信息量，同时缩短了游客在洞窟的滞留时间，减轻了洞窟长时间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压力，使洞窟能够得以“休养生息、延年益寿”。

莫高窟单日最大接待量仅有两万多人，数字敦煌解救了不堪重负的敦煌文明，但仅仅是物理形态的保存仍然是不够的，如何让更多人突破地域、时间的限制了解敦煌文化？数字时代，如何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成为摆在敦煌研究院第四代“掌门人”王旭东面前的课题，一个“科技+文化”的合作计划也由此拉开序幕。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名为“敦煌数字供养人”的公益互动H5在朋友圈刷屏，上线仅2小时，就有超百万用户参与，人数相当于莫高窟一年的游客接待量。参与互动的网民可以领取“智慧锦囊”，从30余幅精选莫高窟壁画中汲取人生智慧，还可以点击捐赠0.9元，成为敦煌文化的数字供养人，所募款项用于敦煌莫高窟第55窟的数字化保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看来，募资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现代“供养人”对文物产生敬意，更多地了解背后的知识，通过扩大传统文化传播，让更多人去关注真正的文物保护。

这仅仅是敦煌研究院与腾讯战略合作的开山之作。在“数字供养人”计划中，双方将通过互联网公益、游戏、音乐、动漫、文创等多元化数字创意方式，鼓励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到敦煌文化的挖掘传播当中。

腾讯《王者荣耀》22位设计师两次赴敦煌采风，并在敦煌研究院专家指导下，翻阅大量文献，历时半年，打造出《遇见飞天》的角色皮肤，玩家可以从中看到盛唐敦煌壁画中常用的铅丹、铁红、石青和青金石等颜料色彩、盛唐女子的妆容服饰、佛国世界中“不鼓自鸣”的无弦琵琶，领略敦煌文化艺术之美。

QQ音乐“觉计划——古乐重声”将敦煌壁画中丰富的音乐图像与藏经洞中的古曲结合，鼓励年轻创作者基于敦煌文化元素进行音乐创作，龚琳娜、尚雯婕等音乐人也参与其中，以莫高窟第321窟的阿弥陀经变、第11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里的乐舞元素为灵感，重新编曲创作；腾讯动漫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漫画改编，用连环插画形式解读“经变图”故事；腾讯文创基于莫高窟藻井艺术，用线上互动方式号召用户自发设计文创丝巾……“数字供养人”计划的成果还将陆续展现在世人面前。

现阶段，“腾讯会重点做好两件事，首先是‘连接’，利用互联网和新技术，让人们更直观、便捷地接触和了解敦煌文化；进一步是‘演绎’，对敦煌丰富的文化信息进行提炼以及创造性演绎，”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指出，传承保护敦煌文化，必须“让它们以契合这个时代新的文化形态，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55窟营建于公元962—964年，洞窟的供养人为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公元10世纪后半叶的北方，曹氏归义军作为地方势力，历经五世八主，先后治理瓜、沙两块绿洲116年，以曹元忠执政时间最长，达30年之久。曹氏家族素来信奉佛教，历任节度使治下，石窟营建从未停止。55窟是曹元忠获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后所开的一座大型石窟，窟主人一定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会有年轻人积锱铢行大善，保护他当初修建的石窟，更以一种他无法想象的方式，传播信仰的力量。

历史上，很多人曾以重金供养敦煌，以点滴汇聚的力量铸造出震惊世人的辉煌。今日之敦煌，已不是遥远的那一隅，她通过先进数字科技和文化创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敦煌文化的音、形、意，外化于形，存之于日常，感受于心灵。即使有一天，敦煌的身躯完全老去了，但是敦煌文化中的艺术审美、先人故事、典籍文字、时代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一抹底色。（信息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