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简单地判断何者更优秀更先进，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兵法从纪实文学开始

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孙子兵法》式兵法不同，西方的兵法最初是以军事纪实作品的形式出现的。

在古希腊时代，包括色诺芬等一大批历史学家围绕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等事件，留下了一大批以亲历者提供的细节为基础的战场记录。

这方面的代表是色诺芬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完成的《长征记》。

《长征记》的背景是公元前401年10700名希腊雇佣重装步兵跟随小居鲁士远征波斯，并在战役失败后从黑海之滨一路杀回古希腊世界的故事。色诺芬作为这支雇佣兵的领导者，全程亲历了这次远征。他的记录既包括历史事实，又涉及军队指挥的各个方面，包括重装步兵的战术、后勤补给等问题。

因此，对于后世的军事家而言，阅读《长征记》就可以了解色诺芬和他的战友们在作战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相应解决方案，对其他重装步兵部队指挥员有着很明显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与此类似，卡里斯托斯、欧奈西克瑞塔斯等人基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欧亚事迹创作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系列，虽然带有不少杜撰的成分，却仍然成为古希腊和随后西方军事家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重要启蒙读本。

例如曾一度极大地威胁了古罗马，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罗马军事战略体系建立的汉尼拔，虽然身为迦太基将领，却为了了解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经过，专门命身边的希腊语书记官在战斗的间歇为他朗读希腊文的历史著作。

古罗马人同样将军事纪实作品视为最重要最具参考价值的兵法。

在罗马军团中，从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层出身的将领，到基层官兵都很喜欢军事纪实作品。甚至普通的罗马市民也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因此罗马共和国末期最优秀的将领，同时也是罗马帝国的真正奠基者尤里乌斯·恺撒，创造性地将军事纪实作品作为对元老院进行舆论战的武器，以自身征战经历创作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两部不朽作品。

这两部作品成为古罗马时期军事纪实作品的巅峰之作。在恺撒遇刺之后，他的书记官又继续创作了《亚历山大里亚战记》《西班牙战记》等一系列作品，虽然从拉丁文学角度水平大有下降，但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到恺撒的战略战术和指挥技巧。

《高卢战记》《内战记》在问世以后，始终是后世指挥员的重要读本。恺撒在其中详细记录了如何组织围攻，如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组织侧翼攻击，甚至是如何在多瑙河上架桥等问题。日后罗马攻占不列颠时，就专门参考了恺撒对不列颠原住民军队制定的作战计划。

公元103年，一位长期在罗马不列颠、多瑙河防区军团中服役的罗马将领弗龙蒂努斯去世。他是图密善皇帝时期优秀的指挥官，同时也是罗马最重要的兵法家。

为了能够让后世的军事家在不需要大量阅读军事纪录作品的情况下了解以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将领的谋略和妙计，弗龙蒂努斯完成了一部四卷本的资料集《谋略》。

这部兵法收集了超过500个古代西方世界的谋略故事，虽然部分战例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总体上仍具有相当巨大的借鉴意义。可以称得上是古罗马时代军事纪实类兵书的集大成之作。

语录体兵书存在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将领会将军事纪实类作品作为最主要的兵法形式呢？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形式利于传播，也便于刚刚接触兵书，尚未获得军事经验的青年阅读和学习。

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长期采用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古罗马共和国甚至将在军团中积累足够的服役年限作为进入元老院的先决条件之一。

这就迫使上层青年子弟都必须加入军队服役。他们中许多人对军事和征战缺乏兴趣，但拥有较好地阅读理解能力。军事纪实类的兵书为指挥员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照猫画虎的捷径。

事实上，在我国兵书体系中将军事纪实类兵书称为“戎事笔录”。

日本、蒙古包括我国历代的指挥员都有仿造《春秋》《左传》等历史著作中记录的战例制定作战计划的例子。到明末包括李自成和努尔哈赤等人都在参考《三国演义》等小说来学习战略战术。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史家推崇“春秋笔法”，像宋代张预的《百将传》虽然记录了大批名将的战例，但对战例细节记述仍然不够详细。

而同样创作于宋代的《何博士备论》评论战国以来历代军事家的得失成败，更多是从政治和大战略角度，对具体战例和实战指导论述有限。

这就导致对汉语言文字了解有限的将领无法直接去阅读专业军事纪录作品，而演义小说虽然是文人创作，但至少是部分基于战场战例，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引入西方军事学术体系之后开始重视收集整理战例集、资料集，也从侧面证明军事纪实作品在西方兵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相比之下，我国传统兵法体系中比照《论语》等儒家经典，创造了一大批语录体兵书，主要记录军事人员围绕战争各个方面发表的言论。

例如1924年被作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被称为语录体兵书，是由蔡锷收集曾国藩、胡林翼两员湘军大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论兵言论，分门别类编纂而成。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大程度是自唐宋以来文武将官泾渭分明，极少有武将像南宋陈规这样既有军事经验，又有相当的写作能力。

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坦言“士大夫以谈兵为耻”。因此我国鲜有《守城录》这样从将领自身角度记录战例并对其中的战略战术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的兵书。

语录体兵法与西方的军事纪实类兵书相比，对阅读者的军事知识储备和汉语言文学功底要求更高，理解难度较大，很容易流于死记硬背、不求甚解，最终导致赵括式“纸上谈兵”的悲剧。

用户指导手册式的兵书

除军事纪实作品以外，西方兵法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手册式的兵法。这方面最出名的作品是普布利乌斯·弗莱维厄斯·维盖提乌斯·雷纳特斯（以下简称维盖提乌斯）在公元4世纪完成的《兵法简述》。这个名称是我国在引进翻译时确定的，该书的拉丁文书名直译为“关于军事问题”，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可以翻译为《论兵》《论军事》。

《兵法简述》的书名实际上带有严重的误导性，这部作品主要讨论如何从征募新兵开始建立一支军队，其创作背景就是公元3世纪开始曾一度在地中海世界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面对蛮族入侵和帝国内部的腐朽分裂，迅速丧失了应有的作战能力，成为一支混乱而孱弱的军队。罗马帝国末期的皇帝不得不努力进行军事改革，试图恢复军团的战斗力。

因此维盖提乌斯以罗马军团数百年发展历程中逐渐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手册为基础，结合自身对军事的认识，详细讨论了如何选兵、如何训练部队、如何处理哗变、如何制定战略战术，如何行军、如何修建营地、如何组织围攻等各种在指挥军团作战中可能遭遇的问题。你可以将其视为一本《罗马军团使用手册》。

与军事纪实作品类似，《兵法简述》代表的手册式兵法同样有着方便缺乏军事和军队服役经验的人员学习的优点。

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优秀的组织者，古罗马人酷爱制定各类手册。同时整个古罗马社会包括统治阶级几乎都有军团服役经验，因此全社会学习和了解军事的热情很高。

同时，军队也为古罗马培养了大批工程师和政治家，因此古罗马的著名作家、历史学家，以及工程师和发明家几乎都留下了自己的兵法，其中大多是以军事纪实作品和指南手册。例如马尔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的《建筑十书》中专门有一册介绍如何制造工程机械以及野战筑城术。

公元4世纪至5世纪的《战争事典》虽然有不少杜撰成分，但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帝国军事改革的措施。公元6世纪拜占庭皇帝莫里斯也亲自制定了《战略手册》。

这些手册不但极大地方便了古罗马时期的军事人员，而且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欧洲的军事学术几乎停滞不前。封建体系下大封建主很难依照战场需要去组织军队，自然也不需要古罗马式的手册式兵书。

中国手册式兵书的巅峰

但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新军事体制从意大利发端，雇佣兵制代替了封建体系下的征兵制。将领在有限的资金限制下，必须建立一支规模更小，战斗力更强的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家们开始重新发掘古罗马的兵法，并将其中军制的内容用于指导建立雇佣兵团。据马基雅维利等人记录，当时欧洲雇佣兵将领中有相当多的人员不惜重金求购《兵法简述》和《谋略》等著作。

拿骚的莫里斯、瓦伦斯坦、卡尔·古斯塔夫等人都将《兵法简述》作为建立军队的教程。

《兵法简述》作为指南式兵书的代表，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军事学术尤其是兵法的发展。

虽然马基雅维利最出名的作品是《君主论》，但他的《战争艺术》基于自身的军事经验，以谈话录的方式全面地介绍了军队的建立和作战，算得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较为优秀的指南式兵书。

而拿骚的莫里斯作为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领袖，为了方便训练一支超过西班牙军团的强大军队，在《兵法简述》等古罗马兵书的基础上，结合文艺复兴时期武器技术和战争艺术的发展，制定了一套较为全面的军队训练手册。这套手册后来被引入英国、瑞典等国的军队之中。

在莫里斯的基础上，卡尔·古斯塔夫等人也制定了自己的训练手册。

此类手册便于在不同国家和文化圈之间扩散，常常伴随军事顾问进入落后军队。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在福吉谷进行整训时，冯·施托伊本男爵、波兰骑兵将领普瓦斯基将欧洲军队的训练手册引入美军，最终创造了第一版《美国军队秩序和纪律条令》，其中甚至包括如何在营区分开修建厕所、厨房和卫生所这样的细枝末节，但对于一名没有军事经验的人而言，结合手册式兵书，按图索骥至少可以建立一支具备相当战斗力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同样有类似训练手册式兵书，例如西汉前已经流传的《六韬》在《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中详细讨论了军事组织、战阵、战术和训练等内容，相比《兵法简述》更进一步在《文韬》《武韬》中介绍了治国理政和大战略的问题。

只不过该书对于阅读者军事历史知识储备要求较高。而托为诸葛亮所做的《将苑》，详细讨论了将领的自身修养和领兵作战的问题。李靖的《卫公兵法》在《部伍营阵》《攻守战具》中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军队的编制和武器装备的使用。

中国手册式兵书的高峰，应该算是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这两部书详细讨论了兵员选拔、训练、装备武器搭配、阵法、军事纪录、宿营和行军等各个方面，而且行文通俗易懂，具备极高的指导性和普及性。

《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出现的背景是面对倭寇威胁和火药武器的逐渐普及，明代旧有军事体系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戚继光训练的新军，从构成和军制上更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雇佣军团，因此必须制定便于推广的手册式兵书，方便刚刚投身军旅，缺乏军事历史知识储备的将领和基层军官学习。这与欧洲手册式兵书普及的背景大体相同。《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日后也成为曾国藩等编练湘军的指导教材之一。

//东西方兵学的此消彼长//

那么，东西方的兵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侧重、体例和着眼点呢？事实上，东西方兵书在各方面的近似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国内的军事爱好者受限于军事知识储备，大多将兵法等同于《孙子兵法》这样将战争艺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兵书。

实际上，中国兵法中的主题虽然相比西方兵书更强调将军事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但同样有大量具体指导军队编制和作战的手册式兵书。除此之外，中国兵法家对于《孙子兵法》的注解，同样是兵书的重要形式。

例如宋代便编纂了《十一家注孙子》，这些注解即是对《孙子》的研究，也是注解者基于自身军事实践经验的再创作过程。

例如曹操在《孙子略解》中结合自身经验对春秋战国的军事体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他对春秋75人制“乘”这个编制的描述“攻车七十五人，前据一对，左右角二队”来看，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倒三角阵型。

考虑到《孙子兵法》本身需要阅读者对军事历史有着相当丰富的储备，能够读懂并触类旁通者少之又少，本身大多已经是出色的军事家，例如曹操和杜预等，自身都有兵书著作存世。

因此《孙子兵法》并不适合作为军事教育的基础读本，只能供军事经验丰富到相当程度的将领作为继续提高之用。类似的西方历史上也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部著作问世之后，虽然被奉为经典，但其实际指导意义并不如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只是中国人对哲学化兵书的爱好使得《战争论》在中国大名鼎鼎。

考虑到军事是古代东西方上层的必修课，因此现实中俄国兵书很多也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以上文提到过的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为例，这部兵书采用了便于阅读的对话体写就。中国历史上同样有着《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其体例也采用对话问答式。

为什么东方和西方不同时期、文化背景和军事制度上会产生表现形式如此接近的兵书呢？

这必须要从军事教育角度来讨论。虽然《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托名唐太宗与李靖，但通常认为是宋代的作品，部分参考了李靖亲自创作的《李卫公兵法》，主要用于军事教育，属于为缺乏行伍经验的初学者量身打造的普及读本。采用对话问答式可以明确讨论问题，方便记忆。

因此，我们应该打消以往认为西方没有兵书的错误认识，正视西方从古代开始在军事学术上的成就，并承认西方的军事纪实和指南手册式兵书在普及性方面的优势。

兵书本身是战阵实践的产物。考虑到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便早早进入了大规模战阵的时代，而西方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受限于城邦国家和封建体系，军队规模较小，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实践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国常有差距。

但考虑到古罗马将地中海变成“我们的海”，其军事实践丝毫不逊于我国。只不过在其后中世纪的黑暗岁月里，西方的军事学术体系受到各种因素的禁锢，发展速度放缓。

但文艺复兴开始后，新的军事体制在火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西方蓬勃发展。而同时期中国却陷入了停滞。

我国并没有经历过从原始火门枪到火绳枪、燧发枪、火帽击发滑膛枪再到米尼式子弹线膛枪的发展，而是在清末直接跳到发射米尼式子弹的前装线膛枪。因此整个军事学术体系对于线列步兵和散兵的发展缺乏概念，也缺乏基于从骑士战争到雇佣兵战争背景下，建立独立雇佣兵团的经验。

因此必须承认，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军事学术和兵书创作的发展脉络远比我们清晰，成果也更大。最终产生《战争论》这样的鸿篇巨制是理所当然的，是在丰富军事实践基础上的必然结果。（来源：《国家人文历史》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