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19世纪末的这场海战中，看似更为庞大的北洋海军会遭遇如此惨败呢？

隔海相望的海军发展竞赛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之后，两国都面临被西方列强侵略和吞并的民族危机。以30余艘舰船和万余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闯入中国的宁静海湾，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兵员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清廷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部队和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同样，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一支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浦贺港时，不过是4艘军舰，却使日本德川幕府政权十分惊恐，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对外开放门户。

鸦片战争使清廷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促成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睁开双眼去观察世界，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魏源、林则徐等人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们建议并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战略格局。

日本明治政府从建立之初，就对海军建设给予极大关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战略意义，发布谕令称：“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明治政府还以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定以武力征服亚洲的“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大举扩充以海军为核心的综合军备。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海军在装备实力上较日本海军占据明显优势，这对遏止日本扩张野心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中国虽以日本为假想敌，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目的却仅在于防御。清政府从未制定过征服日本的战略方案；日本则完全不同，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到1893年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提出的《军备意见书》，都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侵略目标来做考虑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海军军备竞赛，到19世纪90年代发生转折。由于北洋水师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海上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由于为慈禧太后归政而兴修颐和园和三海园囿、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变得极为拮据。1891年户部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所省银两解部充饷。这一决策使得中国海军的发展停下脚步。

正是在此期间，日本却在加紧完成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而购造的“严岛”“松岛”“桥立”三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中日海军的差距日渐缩小，此前在发展道路上“领跑”的中国海军被落后的日本海军迅速追赶上来，渐渐丧失了此前拥有的优势。

高下分明的战略筹谋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战争。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的地理态势，决定了两国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价值。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计划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

但日军大本营认为中国海军“占明显的优势”，“日本海军不仅没有战胜清国舰队的把握，而且还对它怀有一丝恐惧的心理”。他们因此认为中日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歼灭中国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掌握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在渤海湾内登陆，实现作战的最终目标。

出于上述的考虑和预断，日军大本营在其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侵入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找战机歼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根据海上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设计出三种具体方案：

（1）若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进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陆军实施决战；

（2）若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达成对朝鲜半岛的占领；

（3）若日本海军在海上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本军队则全部收缩回本土设置防线，准备全力抵抗中国海陆军大兵团对日本本土的进攻。

日军大本营的上述筹谋与预案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它对中国海陆军没有做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制定的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鲜明近代军事特点的海军制胜战略，因为这场由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其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头等重要战略意义。日军大本营紧紧抓住了这场战争的“命门”；因此战火尚未点燃之时，日方已居于一种主动而有利的战略态势，这是日方精心谋划的结果。

反观中国的情形则令人遗憾。清廷在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诏书”中说，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一语道出其仓促之间匆忙应战的窘态。在战略上，中国最高当局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筹划与部署，对于战争的各种可能情况也从未做过系统的分析和判断，更未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战争初起，主战者以为日本不过是海中小国，可以一战而胜之；主和者则强调中国海军装备不如日本，认为若不依赖国际力量居间调停，难以取胜。双方所作的都是政治判断，考虑的是天朝大国的虚荣和派系集团的私利，对于海上战场和陆地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均属心中无数。决策者们根本没有将制海权的争夺和得失置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动员和使用其他地区的海军兵力与北洋水师配合作战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根本未作认真考虑；更没有专门组建统一的战争指挥与协调机构。

甲午战争打响之前，中日双方在战略筹谋上的高下之别，就已经使战局发展的天平开始明显倾向于日方了。

消极防御战略的终极恶果

1894年7月25日，中日两国海军初次交锋的丰岛海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此战为日本蓄意挑起，对中方而言，属于遭遇战。但战端既起，中国方面仍未积极周密应对，则为大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出海寻找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李鸿章给北洋海军的训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主张北洋海军实行“保船制敌”的战略方针。以后，在朝廷的压力下，北洋海军虽多次出海，都只是敷衍了事。表面上奔波于威海卫、旅顺口、大同江一线，实际上不敢越出北纬37度线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义上是搜索日本舰队，实际上却是回避主力决战。黄海大海战后，北洋海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部队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先后完成对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海陆合围，使战争的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和中国的战败。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战略层面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近代海军是应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之需求而生长的，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战略历来都是以进攻为主。而中国建设和发展近代海军的初衷则是对海上入侵的被动防御，这与近代海军自身的历史使命相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是为了海外贸易和向海外扩张而积极建设和发展海军的，他们需要与进行全球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相适应的海军舰队，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所有资本主义海上强国对海权的运用都集中在海军战略上，这是以世界海洋为舞台，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清政府在起步建设近代海军时，只欲用海军于守疆土保和局，而不去积极谋求海权，不建立远洋进攻的能力和信心，更谈不到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奉行的消极防御战略，是同清政府的军事和国防战略直接相关联的。不可否认，在不断遭受海上外敌入侵的近代中国，海防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作为中国海军集大成者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虽然看到了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李鸿章认为：“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指出：“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李鸿章是清政府中实际主掌海军海防建设大权的重臣，纵观他二十年关于海军海防的思想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国防战略指导下，其海军海防思想的基本要素是：

（1）陆主海从的海口防御和近海防御；

（2）不穷兵海外的“建威销萌”；

（3）强调海口要塞的岸台陆防御敌。

李鸿章的海军海防思想，显然带有闭关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国自居、满足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愿积极向海外发展的大陆民族温顺平和的心态，也反映出在重大的时代变化面前，中国政治家的落伍与无奈。

以李鸿章为代表，中国海军海防战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的核心要素。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海防战略，曾经导致1884年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坐困于闽江，招致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注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的必然结局。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为北洋海军制定的作战指导原则是：

1.保全军舰；

2.寻找战机袭击日军运兵船队；

3.保护己方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在此，保全军舰仅用于保护己方的海上运兵线，这就必然使北洋海军本应具有的战略价值被大打折扣，使这支颇具规模的海上机动攻击力量充当运输护航队，最多也只能充当针对敌方运输船的突击队，而不能给敌方海军作战兵力以致命打击，自然难以在战争中获胜。

海军是在海洋上履行战略使命的军种，其最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积极进取的海上军事战略。作为一个军种，海军就是“海洋上的野战军”，其最大的特色和本质就是进攻；即使是在防御作战当中，也应该寻求或创造一切可能的战机，去大胆实施积极的攻势作战行动。而任何一支奉行消极防御战略的海军，在战争中必然是只能落得被动挨打甚至彻底覆败的结局，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海军正难逃这种下场。

缺乏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以制海权为核心的正确战略指导，终于铸成北洋海军的败局。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日军大本营非常明确地将通过舰队海上决战而歼灭北洋海军列为日本海军的首要作战任务，其作战指导思想是积极的。这也正是李鸿章和中国军政当局所亟缺的一条。仅此一点，就充分显露出中日两国在海军战略暨海权运用方面明显的高下之分，其在战场上的后果则是必然的。

“伤心问东亚海权”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修建军事基地，控制了南起广州湾、北至旅大的众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将炮舰驶入渤海湾内和长江之内的多处重要港口，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门户洞开，藩篱尽失，京畿腹地处于列强炮口之下的严重危机局面。

1911年秋，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12月4日，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黄钟瑛将军病逝。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严峻外部形势，孙中山先生写下了这样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的确，恰如孙中山先生所发出的“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中国在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中，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强，从海上入侵84次之多，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约达47万人。中国无海权则国家无兴盛，甲午战争就是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理性思维总结出海权理论而享誉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马汉后来又高度概括地指出：“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马汉的海权理论昭示世人：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策略，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的控制权力。1890年，小罗斯福（后于1901年当选美国总统）在拜读了马汉早期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以海军制胜为显著特征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对海权的认识和利用的程度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最终的胜负结局。我们不应否认，在鸦片战争中领教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之后，清政府在海军海防建设方面投入巨大力量，甚至建成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庞大海军舰队，但为什么换不来国家的兴旺发达，反而在反侵略战争中接连失败？一言以蔽之的答案是：清政府建设和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19世纪之后，世界已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无可选择地开始与蓝色的海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与海军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为贸易和海外拓殖而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和海军，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

拥有漫长海岸线且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古老中国，就这样被迅猛发展的时代无情地裹挟进这个世界大潮。但是，清政府在建设和发展近代海军时并没有真正认清这一不可抗拒的世界大潮，而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仅仅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的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因此，清政府建设和发展海军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着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现象。即便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光绪皇帝发出“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战略动员令时，封建统治者也没有透彻洞悉世界发展趋势，改变和更新那种将汪洋大海仅仅当作天然屏障的陈腐落后的海洋观念，仍然顽固地将建设和发展海军作为重关国门之策。

中国建设和发展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并曾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缺乏明确的海权意识，企图将一个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挽救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海权这一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命运。（来源：国家人文历史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