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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与罗马：相似的基础与挑战，为何得出不同的结果？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作序，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前言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1]。“现代”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欧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词源正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本文的主题。
第一章 两大文明
（一）秦汉基层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里耶秦简)。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第二个重大发现，使人们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103人[3]。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高山深谷田地少，费了牛劲才达到户均35古亩，还不到当时“一夫百亩”通制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8.3%[4]，相当于十二税一，比周代的“十税一”还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里耶镇出土，为秦代县府行政档案，内容包含中央政令、行政区划、官吏任免、军事物资调度、百姓欠款等县府大小琐事，使人们能近距离了解秦代基层政权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下广一亩，格广半亩，高丈二尺。去乡七里。丗四年不实”）。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交给上级的“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不光有法条，还有判例，还有上诉制度。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县乡小吏还常轮岗。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5]。103人的编制，长期缺额49人。秦把天下驱使得很苦，把自己驱使得同样苦。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整治山川，修建路网。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项羽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而打败项羽的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他与项羽最大的不同，项羽是贵族，他是小吏，当过沛县的一个亭长（相当于派出所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二）罗马国家之治
和秦汉同时，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
秦汉与罗马，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万[6]。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5000-6000万[7]。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似乎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并非如此。从1960年代开始，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商贸只是很小的补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贸易规模狭小，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8]。”这跟秦汉非常相似。
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农业不是谋生，而是田园生活之歌。秦汉更是如此，农为本，商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读传家”。
罗马石棺浮雕，公元3世纪，描绘农民采集豆类、挤羊奶的情形。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
罗马人搞不出缜密的宗教和科学，所长是工程、战争和国家治理。希腊留下的遗迹是神庙、竞技场和剧场，而罗马留下的是凯旋门、斗兽场与浴场。秦汉也一样。关注现实、经营国家、修筑长城、发明火药，但始终不以逻辑学与科学见长。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英国革命时的“大洋国”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纪，美国右翼学界还在争论，建国原则到底遵循罗马式古典共和，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然权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罗马的魅影从未消失过。
第二章 罗马共和
（一）土地与内战
公元前206年，在中国楚汉相争的同时，罗马正进行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用了50余年，罗马终于灭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马其顿，成为了地中海霸主。重要的是，在称霸过程中，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
史家波利比乌斯说，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实行“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执政官代表王权，元老院代表贵族，公民大会代表民主。执政官掌握对外军事权，元老院掌握财权，公民大会掌握否决权，三种力量互相制衡。罗马人相信，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9]，且“冲突”最终必能达成“团结”。罗马早期的冲突确是温和可控的。比如，罗马平民战士和元老院做斗争的方式，是在打仗前“集体罢工”提条件，元老院也愿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因为战争胜利与殖民扩张会带来更大利益。近200年时间里，罗马共和制度内，不论执政官、贵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厉害，面对外患时总能团结起来。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突然发现，冲突变得不再容易妥协了。公元前88年到公元前31年，罗马进入“内战时期”。[10]马略和苏拉斗了6年；庞培、凯撒、克拉苏斗了16年[11]；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又斗了13年[12]，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27年）[13]，罗马最终转变成帝制[14]。为什么过去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现在却要刀口向内你死我活呢？
因为土地。
《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1807，约翰·范德林，布面油画，纵221厘米，横174厘米，现藏旧金山美术博物馆，描绘罗马“内战时期”，军事巨头马略被苏拉赶走，被迫流亡的情形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流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哪个将军能带回更多的战利品，罗马战士就为哪个将军而战，想打谁都成。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过去曾有一条法律，要求征服来的土地应在贵族与平民间公平分配，并规定贵族拥有的土地上限，但这条法律从未被执行过[15]。凡是想执行这条法律的人，哪怕是贵族也会被杀，如格拉古兄弟。
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于58个贵族世家[16]。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选举制度不但没能削弱门阀，反而加强了门阀。因为选举需要动员投票。门阀庇护了大量人口，又有钱贿买选票，最有机会选上保民官。
马基雅维利说，罗马贵族愿意在荣誉上向平民让步，但在财产上从来分毫不让斗争到底[17]。在内部分配土地，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罗马人最害怕的事。反正都要打仗，还不如对外殖民。史家芬利说，“只要可能，罗马人宁愿殖民，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殖民是消除内战最好的安全阀，也是政治平静和稳定的关键。”[18]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军阀登场了。
（二）以自由的名义
在前三头与后三头争雄时期，有一个哲学家和雄辩家始终贯穿其中，他是西塞罗，是古典共和之父，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精神偶像。
但西塞罗不是贵族，而是“骑士”。所谓骑士，出自希腊罗马“有财产者出骑兵”的习俗。骑士古而有之，但作为一个财富阶层，是在罗马小农破产的废墟上发家的。他们虽有钱，却很少有贵族的从政资格。
西塞罗是个例外——他是雄辩天才。他曾跟随希腊雄辩大师学习，大师教完他后落寞地说，我为希腊感到悲伤，因为希腊唯一的荣光也转归罗马。学成后，他依靠雄辩术成为大律师，用二十年广结人脉，最终以法律领袖的身份赢得竞选，成为执政官（公元前63年）[19]，一度被尊称为“罗马国父”。
西塞罗在罗马政坛呼风唤雨，“前三头”与“后三头”的命运都与他相关。有人因他而死，有人因他而败，有人因他而名垂史册。
凯撒死于西塞罗。
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虽然是凯撒的“继子”，精神之父却是西塞罗。在凯撒遇刺前的几个月内，西塞罗不断给这个年轻人灌输：刺杀暴君乃真英雄，血缘越近越英雄。相当于中国的“大义灭亲”。最后，布鲁图斯一边挥刀冲向凯撒，一边呼喊着“西塞罗”的名字。此时元老院人人都在，就西塞罗不在。
凯撒死后，西塞罗转头全力对付其继承人安东尼。很多罗马史家认为，挑起这场内战完全没必要。因为安东尼并不想走独裁老路，一心想和元老院共治罗马。他不仅压住狂怒的军队为凯撒“复仇”的请求，还宣布不追究共和派刺杀者的责任。从人伦道义来说，这是对凯撒的背叛；从国家层面而言，是一个军头对共和秩序的主动服从。但作为共和派领袖，西塞罗不但不接招，反倒一边让共和派到东方行省招募军队，一边鼓励屋大维叛乱。
屋大维此时只19岁，属政治边缘人物。他是凯撒的财产继承人，但不是政治继承人。他想取安东尼而代之，便用私财召集了3000名老兵进军罗马。对安东尼的合法政权而言，屋大维的私军形同叛逆。他唯一的指望，就是西塞罗能引导元老院将“反叛”合法化。西塞罗欣然同意。他在元老院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反腓力辞》，把安东尼定性为“发动内战”，把屋大维定性为“保卫共和”。
由此，屋大维的小部队配合着元老院的大军，在穆蒂纳战争中击败安东尼。但英雄气终究藏不住。元老院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数万大军更愿受屋大维的领导。恐惧之下，元老院立即解除了屋大维的兵权。屋大维的政治生涯本应到此结束，也不会有日后的奥古斯都。
孤立无援的屋大维，呼唤西塞罗为“父亲”，恳求与西塞罗搭档竞选罗马执政官。他赌咒发誓，当选后由西塞罗一人说了算，自己甘当马前卒。63岁的西塞罗打量着乳臭未干的屋大维好半天，又一次同意了。这真是再造之恩，因为执政官的年龄要求40岁以上，屋大维至少要等20年。
在汹涌的反对声中，西塞罗以无与伦比的资历人脉，疏通了元老院，招募了大量选票。他押上了人格担保，“我发誓、我担保、我保证，‘小恺撒’一定会像今天一样，永远保持一个‘公民’的本色”。
后面的事众所周知。
屋大维当选执政官后，立刻抛弃了西塞罗，转头与安东尼和谈，以“后三头”同盟瓜分了罗马政权。安东尼恨西塞罗入骨，要求取其性命作为联手条件。屋大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普鲁塔克记录下了这位雄辩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盲目地奔逃，在马车窗中不断回头张望追兵。安东尼的大兵们手起刀落砍下了西塞罗的头颅，悬挂在他经常发表宏论的讲坛之上[20]。正是在这个高台上，西塞罗一直疾呼，“要让刀剑听命于长袍，要让征战的桂冠让位于辩才”。
这是罗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是共和向帝制谢幕的挽歌。西塞罗死后1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完败安东尼，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一个掌控罗马政坛多年的老政治家如何会上一个十九岁少年的当？致命伤正是罗马元老院的典型思路。不求解决问题，只会玩弄权力。安东尼太强大，就支持一个弱小的屋大维来制衡，然后再对屋大维实行控制[21]。平衡控制，再平衡再控制，永远保持自己的主导权。他们忽视了，此时的罗马人民和战士，已经厌烦了雄辩家的政治权术，而将获取公正的希望寄托在军头身上。
西塞罗无法解决罗马人民的根本关切。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发财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如罗马城内数百年没有警察管理市政的问题。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西塞罗的现存著作中，全是关于共和国原则、法律、正义的鸿篇大论，却没有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一项内容。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屋大维。他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在罗马首次创立了警察制度和市政官；他第一次派遣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行省一级财务官。
凯撒也曾有过整理国土的宏图。他想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罗马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他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进一步整合起来。这对于罗马控制东方行省十分重要。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西塞罗当时滔滔不绝地批判说，这些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些工程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22]。这也是后来西方学者批评古代中国的路数。巨型公共工程是孕育专制主义的温床。但正是京杭大运河，打通了南北中国，避免长江以南成为独立区域；正是建于400毫米等降水线上的长城，保护了北方的灌溉农业而养活了更多贫穷人口。
西塞罗半身像，西塞罗依靠雄辩术成为大律师，最终以法律领袖的身份赢得竞选，成为第一个非贵族出身的执政官，一度被尊称为“罗马国父”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自由”，军头们也滥用“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罗马史书上经常看见，当某个派系控制了元老院，反对派就宣称该派系正在“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掌控元老院的马略派是暴政，自己要保卫自由，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罗马人民的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却宣称是要把罗马从安东尼手中解放出来，成功后，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屋大维半身像，现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作为恺撒的财产继承人，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史家塞姆说，在罗马史上，“再造共和”或“重塑自由”等口号可以赋予任何暴力阴谋以合法性和神圣性[23]。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什么是“自由”“合法”，选择最有利的理由进行斗争。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这不全面。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角斗与宴会，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贵族虽然富有，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贸易商、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他们虽然不能直接登上前台，却能投资登上前台的代言人。
西塞罗就向来主张“贵族与财阀共天下”（等级和谐）。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为财阀们的法庭辩护词。而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不光投资元老，也投资军头。军头间的密约，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前三头和后三头的赞助人中，充斥了各种包税商和金融家。当军头们控制政局后，就把他们拉入了元老院成为“新贵”。罗马元老院的上限本来只有600人。凯撒上位后，将元老增加到了900名；后三头上位，增加到了1000多人[24]。
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了罗马军团，如烈火浇油，将党争演化成内战。军头们开始从行省直接截留税收以支付军费。庞培派、共和派搜刮了亚细亚；凯撒派搜刮了高卢和西班牙；后三头为了支付43个军团的军饷，把意大利本土再全部搜刮一遍，连厕所都上了税。
五十年中四次大内战，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卷入无政府状态[25]。内战消耗的财富，远远大于弥合贫富差距所需要的数额。混乱绝望中，罗马人民最终选择了屋大维[26]。500年前，罗马正是因为痛恨王政才创建了共和国。500年后，罗马公民们却一步步投票给独裁。公元前49年，人民投票给恺撒当“独裁官”[27]；公元前43年，人民投票通过了后三头[28]；公元前27年，人民投票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29]。
绘画，描绘公元前43年，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结成的“后三头”同盟在罗马城对共和派进行大屠杀的情形，以西塞罗为首的元老贵族几乎被斩尽杀绝，西塞罗的头颅被安东尼的大兵们砍下，悬挂在他经常发表宏论的讲坛之上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感情安慰，也不是票决政治，而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汉王朝
（一）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
《汉殿论功图》，明，刘俊，绢本设色，纵165厘米，横106.5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绘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对追随多年的臣子论功行赏的情形。刘邦与项羽不同，后者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马[30]，到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31]。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这种抛却“名实之争”的气度，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32]；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33]；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34]。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论语》，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讥刺诸侯，彰显王道。在多个传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派。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解决了“起于布衣”的汉王朝为什么能“君权天授”的合法性问题。最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35]。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36]。“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37]。
“汉并天下”瓦当，西汉，直径17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8]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39]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40]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体系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在此之前，都是世家子做官，商人之家也偶尔可以“赀选”。这与罗马开端相似，都是“贵+富”政治。但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41]。推荐的责任在地方官。如果不推荐，就要治“大不敬之罪”。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一道诏书传到边疆要四十天，再组织基层的寒士依靠驿站系统前往京城开始“问策”，则要七个月之久。但这个折腾很值。刘彻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读透一本《春秋》而成为公卿。日后，凡想做官的权贵之后，都得争先恐后学好儒家伦理。
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秦朝基层都是法吏，会用严刑峻法，但不懂教化人心。刘彻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从此，地方的郡守、县令，不仅要负责治理，还要负责建学校化风气。察举制亦有很多弊端。比如师生门户之攀援，比如儒生与举荐人之勾结，到东汉还发展出了“四世三公”经学门阀。真正的公平，要等到几百年后的隋唐科举制诞生。但汉的察举制毕竟先迈出了一大步。
刘彻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即设立一批县处级小刺史，不定期巡查郡县“六条问事”[42]。一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二是针对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这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蒲轮征贤，18世纪《帝鉴图说》彩绘插画，描绘西汉武帝刘彻征聘名儒申培公的情形，听说申公年老，刘彻恐其途中受劳，命人驾车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车轮，使其不致过于颠簸，坐得自在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43]。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设立的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
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中国两大神话系统之一“蓬莱”，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考古学家们在北方长城，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在长江以南，发现了匈奴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44]；在从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发现蜀地首创的款式和铭文[45]。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太一将行”图》帛画残片，西汉，长43.5厘米，宽45厘米，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上部正中绘一个头戴鹿角的神祇，据其左侧题记推断可能为“太一”神，“太一”为屈原歌颂过的楚神，至汉代成为至高神
一体多元，是汉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虽拜董仲舒为师学儒，但更加推崇黄老道家，更加喜欢自由放任的商业社会，更加赞许文景的“无为而治”。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46]，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宫刑之后，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47]；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48]；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49]。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历史相当于中国人的“宗教”，历史评价相当于宗教审判。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对一切事物都要评点一番。拿两汉臣道为例，霍光、王莽、诸葛亮都是势可倾国的权臣，在士民心中评点完全不同。王莽虽号称儒家，但其篡汉是为私而不为公；霍光出于公心两易皇帝，但为人太霸道；诸葛亮虽然国弱，但不寻求割据，宁可失败也要“王业不偏安”。是为公还是为私、是维护大一统还是搞分裂，士民心里如同明镜。史书这么写，戏词也这么编。大道高悬，各种人都逃不过“道”的评判。军阀也要有“道”。如曹操虽对汉朝不忠，但也要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理想，也要以“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而自辩。至于像董卓这类无道无术的土匪军阀，就如乱雨浮云而不值一评了。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负担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摩崖石刻，苍古斑驳、模糊不清。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考古队员在《燕然山铭》摩崖石刻旁工作。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在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大破北匈奴，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刻石记功，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100年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两个多世纪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中国史家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认可。虽然从人种上来说，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发中亚草原民族大规模西迁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 2013年，美国古气候专家Edward R. Cook采集了中国青海的植物年轮数据，结合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历史，提出匈奴的西迁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50]。原来，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只能西迁。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前兆。匈奴领地连年出现雨雪大灾，牲畜大批死亡。文景时每和亲贸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稳十年八年。但从景帝末年、武帝初期开始，送财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刚送完，明年还来抢，矛盾迅速激化。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马踏匈奴”石刻，西汉，花岗岩，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立于霍去病墓前，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石马前蹄将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士兵仰面朝天，手中紧握弓箭，似在作垂死挣扎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51]。
大臣抗谏说，匈奴为非作歹，我们花费了无数资财才战胜。现在既然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的钱财去供养，让汉地的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52]！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大司农）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少府）出。这是了解中华文明又一角度。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卖掉田宅。卖给谁？自然是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与罗马“大土地农业”一样；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也与罗马一样。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53]，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54]。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减税，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二）儒商的家国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十三岁。和长安不同，洛阳是商业都市，居民都“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朝也不让商人做官，做“郎”的资格只有郡守和将军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进宫很不容易。
桑弘羊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刘彻读什么书，他就跟着读什么。刘彻微服野游，他就去侍卫。刘彻的侍卫大多成了名臣名将，他却二十年没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垄断了最大财源。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
东汉制盐画像砖拓片，形象再现东汉时蜀地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任用著名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垄断最大财源，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
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对民间而言，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对国家而言，亦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财力。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某种商品价格过分上涨或下跌，国家就向市场抛售或买进该商品，以平抑物价。而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对物价波动时下过一道限价敕令（公元301年），从商品到工资都规定了最高价格，结果失败了。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试了一次，同样失败了。
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也赈济了北方饥民。“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俸，饥民以赈”[55]。初创的宏观调控亦有缺陷。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56]；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57]。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公元前114）与罗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调节被杀（公元前133年、121年）时间相距不远，一个成，一个败。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本来只是军事点，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桑弘羊对西域比朝廷还要狂热。在刘彻晚年，桑弘羊还力主“屯田轮台”彻底巩固西域。最后还是刘彻先放弃了，发布《轮台诏》，下令“弃武归文”。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和他共同搞盐铁官营的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也同样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5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他服膺儒家精神，却看不起儒生空谈（“不知治世而善訾议”[59]）。他的观点没错。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商人心中永远的挣扎，带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普鲁塔克记录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与经商时的盘剥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伟大的凯撒拼命苦战了十年，才勉强与他俩并称“前三头”。
《克拉苏之死》，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与恺撒、庞培并称“前三头”，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
克拉苏的名言是，不够武装一个军团，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往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但在罗马崩溃后，他们都没受影响。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自利和利他的关系？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国家和个人的边界？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第五章 罗马帝国
（一）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8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17岁即位，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岁前两件事都完成。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60]。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不足为凭。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屋大维很重视制度建设。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希望以罗马早期的传统道德来凝聚人心，即对家庭、对国家、对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总结罗马建城700年来的兴衰成败，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批判当下的腐败风气，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骑士阶层可以从实习军官做起，进入税吏系统，最终出任行省的财务官，顶尖的可以进元老院。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61]。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财务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层，更懒得设垂直管理的基层税吏，征税就摊派给地方领袖。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然而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烈坚持下，还是不情愿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总督不管事，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62]。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63]。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也因此，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在居延汉简中，连一个在西域屯田的小吏，都被严格要求“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64]。文吏还要专门读史书，写文件，练礼仪[65]。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66]。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是要书写同样的语言，遵循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权与军权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
屋大维起于军队，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仍然是军阀式的。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元首私库”（fiscus），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酬劳。士兵虽不再是各将领的私军，但依然是皇帝的私军。这导致了一个双向规则：一方面，军队属于能发出最多军饷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果然，这种规则下的和平，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50年。公元68-69年的内战中，地方军阀都从行省赶到首都参与帝位纷争，各军团将领多次举兵夺取中央政权。专家统计，“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占总数70%；只有12位皇帝属于自然死亡，不足20%。”
《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公元1世纪，高2.08米，现藏梵蒂冈博物馆。雕塑表现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神情冷峻，全身披挂，以演说家的姿态举起右手，似在向部队讲话的情形
先是意大利本土兵为主的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近水楼台先得月。合法继承人要贿赂禁卫军才能登基。一旦禁卫军不满意其报酬便杀了再换新人。最后发展到在军营前“拍卖”皇位，财阀和元老竞相出价。有胜选者当了60天皇帝而被杀[67]（公元193年，朱莉亚努斯）。
压制中央禁卫军的，是边疆军阀。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鲁维王朝，解散了意大利本土兵，带领外省军队占领了罗马。他们屠杀罗马的贵族和财阀，把没收的资产拿来发军饷。军队的赏银虽增加了一倍，但欲壑难填，塞鲁维王朝也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杀（公元235）。之后的罗马，50年内出现了23个皇帝，统治不到一年都死于兵变。
罗马帝国晚期经济崩溃，出不起丰厚的赏金，罗马人都不想当兵，只能雇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此后，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蛮族雇佣军首领手里。最后攻陷罗马的阿拉里克、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都是蛮族雇佣军首领。罗马兴也军队，亡也军队。塔西佗说，“罗马帝国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把握在军队手中。”
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因而军队代行着许多政权职能。行省总督们要仰仗军队的威势来维持治安与收税，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循环。如此，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军队都是小农，战时征召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兵农一体，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
塞维鲁凯旋门（局部），位于古罗马广场西北端，公元203年为纪念塞维鲁皇帝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及盖塔在罗马—帕提亚战争中的胜利而建造，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维鲁王朝最终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杀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有问题。孟德斯鸠说，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便忘记了罗马。“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不得不留驻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种,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已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68]。
并非如此。汉朝与西域近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但汉将班超赤手空拳仅靠千把散兵，凭着纵横捭阖的外交军事智慧，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围裹中，为东汉重建了西域都护府，打通了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与相邻的月氏贵霜等国都只敬服他一人。他完全可以割据自重。但他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30年后，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他的成就，是在政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他的胞兄班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大家，追随外戚窦宪驱逐北匈奴，起草了《燕然山铭》，之后卷入窦宪宫廷案，以61岁高龄身死囹圄。此时的班超孤悬西域，前有未克之敌，后有不可测之政治风险。他不仅没为兄长之事抱怨，反而集中精力打下最艰难一仗，彻底拿下了北道诸国，西域50国全部归附汉朝。战后，班超病入膏肓，屡屡上书乞求回归汉土而不见应答。他妹妹班昭上书求情，这才在死前一个月万里回朝，总算“生入玉门关”。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还有很多，如卫青、霍去病、马援、窦融等等。
有意思的是，班超放权乞归的这一年（公元69年），正是罗马边疆军阀首次干预中央政权的那一年（公元68-70年）。有人说，罗马军人能够干政，是因为罗马皇权是“相对专制”，而汉朝皇权是“绝对专制”。似乎军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强力管制。更非如此。东汉黄巾之乱，名将皇甫嵩出师剿灭，威震天下。当时弱主奸臣当道，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否则功高震主后更会性命不保。皇甫嵩却说，“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长安，放下兵权。
《封“狼居胥”》，田崴，油画，纵225厘米，横450厘米。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率部进军漠北两千多里寻歼匈奴主力，一路奏凯，到达“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仪式，后兵锋逼至翰海。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儒将”传统。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虽时有反复，但总算渐成体制。海外汉学家们公认，“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西塞罗的“让刀剑听命于长袍”的梦想，反倒在中国实现了。
第六章 基督国教
（一）“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是“渔夫和农人”的朴素宗教。这些底层贫民是罗马各行省从不在意的人群，也是拉丁语从未到达的人群。许多基督徒也不在意罗马，他们属于“上帝之国”的兄弟，而不属于“尘世之国”的公民。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任公职，拒绝向罗马多神献祭，拒绝向皇帝的雕像焚香跪拜。
罗马本土的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69]，无法约制罗马社会堕落。罗马堕落源于富有。毫无节制的个人享乐成为了社会风尚，婚姻家庭责任全面瓦解，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多神教已从宗教变成了娱乐[70]，富贵人家花钱祭神，民众参会取乐，有事求神，无事享受。
罗马越堕落，基督教越高尚。罗马国家对底层贫民、孤儿寡母、残疾病人不闻不问，只有基督徒们竭尽全力去养老存孤，去访贫问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如30岁就出任意大利总督的贵族安布罗斯，信教后放弃官职，散尽家财分给穷人和教会。如生于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儿法兰西斯变卖家产，穿粗布长袍、赤足托钵募捐，“方济各会”由此而来。
多神教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基督教却纪律严明，在边远城市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军队与宫廷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
万神殿，位于意大利罗马。始建于公元前27年，为古罗马时期宗教建筑。罗马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
对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罗马起初感到恐惧，进行了300年屠杀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柔，承认基督教合法，甚至赋予主教司法权，希望将“凯撒”和“上帝”统一起来。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摧毁多神教的神庙。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国教”？有史家说，是为了争取下层民众和平民士兵的支持。还有史家说，是因为多神教的神太多了，每个军人造反都宣称自己是某个神的后裔，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绝对皇权。不管是哪一种，罗马皇帝们的愿望都落空了。
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的40年后（公元354年），罗马的北非行省努米底亚一个罗马官吏家庭，诞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按照罗马精英模式，系统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雄辩术、哲学，尤其痴迷于维吉尔的史诗和西塞罗的政论[71]。当他第一次阅读《圣经》时，因其语言简陋而斥“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72]。他深研新柏拉图主义，也短暂信奉过摩尼教。无论哪种，都带着罗马式的慧辩。他的私生活也有罗马时尚——14岁就和一名底层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
30岁那年，他去了米兰在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公共演讲家，颂扬皇帝，宣讲政策。罗马老政治家西马库斯认为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火焰传承人”。然而，优渥的生活，自由的思想，宽松的环境，极低的私德门槛，都无法填补他心灵深处的缺憾。当他再次阅读“言语粗陋”的《圣经》时，却经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神启时刻”。从此，他就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庞大的神学体系。他的原罪、神恩、预定论、自由意志等思想，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后中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神学，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脚。
被视为古典文明火种的精英，转头就开始清算希腊罗马。曾经的他为西塞罗的政论五体投地，皈依后的他改称西塞罗为“半吊子哲学家”；曾经的他为维吉尔的史诗热泪滂沱，唤作“我们的诗人”，皈依后的他改称维吉尔为“他们的诗人”；曾经的他为《埃涅阿斯纪》中的英雄辗转反侧，皈依后的他说，罗马祖先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废墟上抢救回来的祖先神，连特洛伊都保护不了，如何能保护罗马？
《希波的奥古斯丁》，1645-1650，菲利普·德·尚佩尼，布面油画，纵78.7厘米，横62.2厘米，现藏美国加州洛杉矶艺术博物馆，描绘手握羽毛笔与燃烧的心、凝视真理一词的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在极大发展基督教神学的同时强烈批判了罗马文明
公元410年，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破了罗马，洗劫了三天三夜，被称为“永恒之城的陷落”。罗马民间出现了一种呼声，认为这是因罗马抛弃了自己的多神教而信奉外来基督教所遭致的“报应”。奥古斯丁拍案而起，写了《上帝之城》予以驳斥，并彻底否定了罗马文明。他说罗马建城的罗慕洛斯杀掉兄弟而得国不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罗马的太阳神、战神和美神没能阻止罗马人道德败坏，也并没有抵挡蛮族入侵，毫无用处[73]。他引用西塞罗《论共和国》，指责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从没实现“人民的事业”[74]，因此不是共和国，只是一个“放大的匪帮”[75]。他甚至全盘否定了早期罗马战士“爱国即荣誉”的精神，认为所有的荣耀应该归于上帝[76]。连罗马早期的节制、审慎、坚忍都不是美德，只有基督教的信、望、爱才是。
《西哥特人入侵罗马》，1890。描绘公元410年8月24日“永恒之城”罗马在西哥特人的进攻下陷落，遭到西哥特人大肆破坏劫掠的场景
奥古斯丁最后总结说，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而教会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二）“国家之恶”与“国家之善”
奥古斯丁为什么称罗马国家为“匪帮”？考虑到罗马帝国如同“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考虑到长达200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考虑到上层精英对于底层人民的抛弃，奥古斯丁用“匪帮”形容晚期罗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罗马再不好，也是母国。恨其腐败，难道不应该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外族入侵时，难道不应该先投笔从戎捍卫家国，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尽到改造国家责任之前，就全然抛弃打倒。说到底，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
这是汉朝与罗马又一不同之处。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从不认为“国家是非正义的匪帮”。这不是靠说教能达到的，只有在现实中见过“好的国家”，人民才会拥有长久记忆。
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因为儒家信仰涵盖天理与人伦，文官组织又贯通精英与人民，没有留给任何一神教像罗马那样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以人文理性立国，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热，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三百年后赶上五胡乱华，北方胡族政权大多信奉佛教，而所有胡族帝王都主动选择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都主动争取华夏正统，都没有变成佛教国家。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屠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而是产生了中国“禅宗”。
中国很难产生奥古斯丁这种宗教家。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同宗教大于国家，反倒认为，国家有难时“遁世”才是“非义”。“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儒家的“教会”就是国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价值”有着深刻认同。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当一个高僧。国家观念外还有哲学观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既有个体也有整体。但经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压制，导致宗教改革后的“个体意识”反弹到另一个极端，此后的西方哲学执着于“个体意识”和“反抗整体”。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没有神权压迫，也没有对个体的执念，所以中国哲学更关注整体秩序。
自基督教与罗马国家分离之后，残存的罗马知识分子，不再背诵维吉尔和西塞罗，剑术和《圣经》变成了进身资本，主教职位更能获取地位权势。罗马的地方贵族，也不追求“光复罗马”，而是就地转化为新的封建地主。罗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继承。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中国东汉末年大乱不下于罗马。上层宦官外戚奸臣党争轮番权斗，基层百万黄巾军大起义。此时，在朝堂上，总站着一批杨震、陈蕃、李膺、李固、范滂这类的忠臣士子，不顾身家安危，成为黑夜中的盏盏孤灯，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在草野之中，总生出一批桃园结义刘关张之类的贩夫走卒，主动为国家兴亡尽匹夫之责。他们永不抛弃国家永不抛弃道义。这是中国士民的主流。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昏君乱臣，从未阻断过这一主流。这一主流，虽没能改变两汉灭亡的结果，却始终高悬出一个价值观。任何逐鹿天下之人，都必须遵守这一价值观。士民信仰倒逼着英雄选择。
有人说，中国哲学中没能产生西方独立自由，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精神缺陷。实际上，现代西方政治中把“国家当成恶”的“消极自由”精神，不是来源于启蒙运动，而是来源于基督教中“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分离。基督教将“罗马国家”视为恶。到最后，天主教会也被视为“恶”而被宗教改革攻击。除了上帝之外，在“众生皆罪人”的尘世间，没有任何由“人”组成的机构有资格领导其他人。从洛克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有限政府”，到卢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政府”，再到亚当·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为了防范国家之恶。
而中华文明是相信“国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只要见贤思齐，化性起伪，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就像“国家之恶”的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样，“国家之善”的概念也不是凭空产生。两汉儒法并行后的盛世记忆，又将“好国家”的信念传了下去。
结篇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专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编户齐民”、“一统于法”的郡县制度。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绝对王权”，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而中国没有。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不了解相权分治、行封驳事、史官监督、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77]。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有一人去过中国，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铜车马，秦，青铜器，1980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现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铜车马完全模仿真车真马制作，尺寸为实物一半，由四马系架，为秦始皇卤簿开道、担任警戒任务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新大陆游记》，1903年）。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1906年），说中国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开明专制主义”[78]，儒墨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小佘太秦长城，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倚山脊而建的小佘太秦长城始建于嬴政28年（前 219），由不规则的石块砌成，是现存秦长城保护最好、最完整的地段之一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将于2020年9月下刊发全文。
注释：
[1]参见：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参见：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 52-64.
[3]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9-217页。
[4]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5]参见：《里耶秦简·吏物故名籍》，简8-809；简8-1610；简8-938+8-1144。
[6]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参见：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09页。
[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页。
[9]马基雅维利认为，是“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0]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1]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7页。
[12]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3]参见：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14]参见：H.F 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军译，《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15]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6]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页。
[17]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0页。
[19]参见：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0]参见：普罗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下），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581页。
[21]参见：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Penguin,1987.
[22]参见：伊丽莎白·罗森著，王乃新等译，《西塞罗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62页。
[23]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2页。
[24]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7页。
[25]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页。
[26]参见：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27]恺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归之后首次受任此职。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47页。
[28]公元前43年，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波伦尼亚附近会晤，达成协议，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是年11月，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同盟颁布法令和任命高级官员，统治国家5年。
[29]“就是这个屋大维——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通常被说成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参见：H.F 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军译，《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30]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44页。
[31]参见：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4页。
[32]“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参见：贾谊著，《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页；“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
[33]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52页。
[34]西汉初年，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诸侯大的如齐、楚、吴等，每人都有五六个郡，几十个城。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乱。
[35]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页。
[36]“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精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
[37]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页。
[38]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8页。
[39]“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而诽之。以仁治人，以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页。
[40]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3页。
[41]“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页。
[42]“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置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3-624页。
[43]“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页。
[44]参见：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45]参见：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
[46]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00页。
[47]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92页。
[48]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62页。
[49]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37页。
[50 ]Edward R. Cook提出了一种关于气候机制的假说，4世纪中亚旱灾的发生与匈人（the Huns）第一次向西迁入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发生。参见：Nicola Di Cosmo, Neil Pederson, Edward R. Cook: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744–840) with Paleoclimate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LVIII: 4 (Spring, 2018).
[51]“上怒，欲斩长安令……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2]“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3]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页。
[54]“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页。
[55]“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俸，饥民以赈”。
[56]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页。
“有者半贾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注，《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
[57]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公地”和个人拥有的“私地”。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但能够缓和土地兼并。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但每当国家失去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
[58]“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9-220页。
[59]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95页。
[60]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61]参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8页。
[62]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63]参见：佩里·安德森著，郭方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64]参见：佛雷德里克·库珀著，柴彬译，《世界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页。
[65]“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参见：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3页。
[66]“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8-249页。
[67]参见：Cassius Dio, lxxiv, 17.5; Historia Augusta, DidiusJulianus, 8.8.
[68]参见：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49页。
[69]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70]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4页。
[71]参见：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页。
[72]参见：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
[73]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74]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75]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76]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77]“鞑靼人摧毁了希腊帝国，在被征服国家中推行奴役。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到处建立君主政体，确立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4-325页。
[78]参见：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