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志民：绝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都应列入联合国禁毒公约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络科学家成员、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禁毒网：有人将新精神活性物质称为“第三代毒品”，如何理解三代毒品这一说法，新精神活性物质与传统毒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刘志民：所谓“三代毒品”，是根据毒品出现的时间和管理类别提出的概念。

　　根据“三代毒品”的概念，“第一代毒品”一般指被列入联合国《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管制的物质，大概分为三类，分别是阿片类、可卡因和大麻。从历史上看，这三类物质对人类危害最为久远、也是最早列入管制的，因此被认为是“传统毒品”。

　　第二代毒品主要是列入《1971年精神药品公约》管制的物质，也可归纳为三大类，分别是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镇静催眠药和致幻剂，列入该公约管制的物质绝大多数是化学合成的。

　　新精神活性物质，是继上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之后，出现的“第三代毒品”。它主要是在第二代或某些第一代毒品的化学结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修饰，或药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中间产物，由此产生“策划药”性质的一些毒品。除化学合成的外，新精神活性物质，还包括一些植物来源的，具有成瘾潜力的物质。它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成瘾性，但未列入联合国上述两个公约管制。由于其滥用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近年来国际社会非常关注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

　　中国禁毒网：新精神活性物质该如何列管，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国际列管存在哪些困难？

　　刘志民：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包括药理学、毒理学、药物依赖性以及滥用造成的后果看，我认为绝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都应列入联合国毒品管制公约，不同类别、级别进行管制。

　　之所以尚未列管，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新出现、新发现或新流行。新精神活性物质，是少数国家于2009年前后，开始陆续报告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此问题，并将本国出现的相关情况报告UNODC。近年来，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以每年平均20%以上的速率增长，呈一种“爆炸式”增长势头。截至去年底已达700多种，远远超过列入管制的麻精药品数量。

　　第二，涉及联合国法律框架和列管程序问题。目前列入联合国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制的物质共有250种左右，但新精神活性物质已达700多种，而且种类、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而现有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管制机制和程序，难以在短期内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实施有效的国际列管。

　　2015年3月，我随国家禁毒办组织的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第五十八届麻委会。这届麻委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各国提议联合国列管的13种物质。从程序上来说，每种物质都要经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54个成员国的审议，且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才有可能被列管。但是由于其中一些物质，具有比较广泛的工业用途，有些国家认为这些物质被管制后，会影响正常工业或药用使用。所以在58届麻委会上，仅仅13种物质中，也仍有3种未被通过。

　　再比如氯胺酮（或以氯胺酮为主要成分制成的K粉），在我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种主要流行滥用的合成毒品，造成了严重的医学、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个别国家以氯胺酮有医学价值为由，反对列入国际管制而未达到共识。这其中确有一些技术性因素，但也有技术性以外问题的干扰。事实上，作为一种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流行的毒品，列入管制，对于扼制其进一步的流行蔓延是必要措施，而不应将列管和使用对立起来。

　　举例来说，吗啡和绝大多数镇静催眠药都是被列管的，但是并未因此而影响临床使用。而新精神活性物质不能被国际列管（包括“六一公约”和“七一公约”），就意味着不能实施有效的国际监管，其后果是，不能有效地打击和遏制国际间的非法生产、制造和贩运，这必然导致人群中的滥用问题愈演愈烈。不能列入联合国公约管制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上对新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性的认识误区，可能会认为这些新精神活性物质，不同于列管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不具有成瘾性，这对药物滥用预防，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流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不能对相关的法律框架和立法程序进行必要改革，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一被动局面。

中国禁毒网：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刘志民：从全球范围看，目前有几个重点或热点问题，包括愈演愈烈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大麻合法化以及主要发生在北美地区的吸毒相关致死事件等。我认为，这些问题都同新精神活性物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例如，在目前向UNODC报告的700多种新精神活性物质中，种类最多、也是增长最快的是合成大麻素。由于其中绝大多数都尚未列管，导致其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披着合法外衣被公开出售。受“大麻合法化”的影响、不断增多的合成大麻素种类，以及互联网在毒品流通中的作用，为这些为毒品的传播，和流行性滥用提供了条件。

　　我们知道，被西方社会称之为“软毒品”的大麻，又是一种“入门毒品”，许多青少年往往从吸烟和滥用大麻开始，很快发展至滥用其它对身体危害更大的毒品。据早期美国疾控中心(CDC)的研究显示，同不吸烟的青少年比较，吸烟青少年染上吸大麻习惯的比例，是前者的70多倍。而同不吸大麻者比较，有吸食大麻习惯的人，较前者染上滥用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毒品的可能性高120多倍。根据欧洲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和美国药物滥用调查的结果显示，以合成大麻素为主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已在许多西方国家形成流行性滥用局面。以在校学生为主的青少年中，滥用者达到8-10%，因此，这是一个比“传统毒品”更为危险、严重的问题。

　　中国禁毒网：怎样看待预防在禁毒工作中的地位？

　　刘志民：禁毒法所确定的“禁毒工作方针”，第一句话就是禁毒工作预防为主。为什么要以预防为主呢？由于毒品的性质，一旦接触，吸毒就可能成瘾，一旦成瘾之后就难以戒除，甚至终身难以摆脱，这是毒品的性质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要采取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在公共卫生层面又叫病因学预防，是最有效、最重要的预防策略。药物依赖的基本过程，包括尝试使用，习惯使用，强迫性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药物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成瘾性”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在进行预防的时候，首先应开展病因学预防，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禁毒意识、树立科学的认知观，提高对披着各种外衣出现毒品的辨识能力。二是强调法律法制，在禁毒和预防当中的重要性，包括立法、执法、普法等。使青少年牢固树立吸毒违法的观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触碰这个底线。三是要进行相关的科普宣传，纠正一些错误认知和错误观念，比如，有人说合成毒品或新精神活性物质没有成瘾性，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某些场合也是危险的。四是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比如在学校和社区，建立禁毒和警钟长鸣的长效机制。

　　另外，开展禁毒教育不要有“盲区”，从调查和监测情况看，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合成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内的流行性滥用问题。因此，要注意加强对农村地区，包括一些偏远、欠发达地区的禁毒预防工作。（信息来源：中国禁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