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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为何是“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这样一个大事变的解读,不能简单化,更不能碎片化。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有不少突破。学术界对中共建党的背景、过程和细节有了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深化认知三个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传统叙述中,背景部分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世纪之交民族危机的出现;二是辛亥革命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三是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近30多年来的研究把这三个因素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框架之内,开阔和深化了人们对中共建党背景的认识。
新的研究凸显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清末“新政”未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却开启了发展民族实业和西式教育的大门。各种工商企业的开办和商会的成立,增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使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办,则使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得以形成。与之相呼应,报刊出版业的发展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有力工具。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促成了中国近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萌生,也为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时代准备了物质、人才和思想基础。
新的研究丰富了对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认识,更全面揭示中共孕育和诞生所需要的一些前提条件。对于辛亥革命,新的研究提供了若干补充,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掀起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二是加快了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至于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基本内容有两个: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二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传统叙述以前者为重点,这是有道理的;但新的研究表明,后一方面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联系起来,就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新的研究表明中国先进分子救国救民探索的方向在1920年前后发生转折。它是国内政局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俄国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苏俄宣布放弃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一切权益,进一步促使中国思想界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前者引发“五四”运动,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后者则博得了中国人对苏俄的好感。
经历三个重要环节
1919年至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键阶段。其间经历了三个重要环节:一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从筹建党的早期组织到形成统一的全国性政党;三是提出中国第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经过初步比较和实践,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不过,当时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最终选择马列主义,是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
第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酝酿到建立的过程,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分不开。历史地看,在世界性革命浪潮中,各国革命者互相支援是一种普遍现象。近来的研究证实:一方面,在中共建立过程中,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与资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苏俄当时的对华政策是“脚踏几只船”,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援助的重点并非中共而是国民党。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以中国现实的政治需要为依托。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具有高度一致性。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最初的革命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属性。中共成立之初,党员人数很少,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是,共产党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代表者。这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思考三个重大问题
1922年初至1923年初,共产党推动和领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一轮斗争的经历,使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中共的活动虽多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几乎完全由共产党人负责;共产党虽未直接掌握军队,但军队的政治工作基本由共产党人负责;北方军阀统治区的地下工作,也基本由年轻的共产党员承担。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经验,使得共产党在此后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初步显现出来,主要是革命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些问题当时虽未能解决,却迫使共产党去思考,加快了政党的成熟。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革命靠共产国际来指挥是行不通的,以城市为中心也是行不通的。经过挫折和摸索,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扎下根。进一步来看,开辟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际上包含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套办法满足了贫苦农民的诉求,使共产党解决了怎样在中国生存和立足、怎样同中国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二是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工农红军成为党的可靠的政治工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军队可以不发饷,这原本是不可想象的,但共产党做到了,靠的是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靠的是革命理想主义,靠的是官兵平等。
三是解决了在农民成分占党员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纪律性,教育、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与革命进程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不仅与政治形势有关,而且与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找到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路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具备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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