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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科技、卫生等多条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南方局高度重视卫生战线的统战工作，不仅团结了大批中外医学界人才，凝聚抗战力量，还为战时八路军、新四军伤员救护提供了人力、物力及技术支持，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水平，更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情系战地救护的生理学家林可胜

林可胜是一名爱国华侨，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科。他知识渊博，医术精湛，有着强烈的报国热情。1924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国红十字总会撤退到武汉。为配合战事需要，红十字会决定成立救护委员会，聘请林可胜为救护委员会总干事。1938年春，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林可胜兼任救护总队总队长。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公开出面与林可胜联系。林可胜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救护工作。1937年底，林可胜应周恩来的请求，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医疗队开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战地医疗卫生救护工作。尤其是第23医疗队贡献突出，在陕北工作的800天中，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例，无一死亡病例，得到了边区政府的普遍赞扬。当该队奉命调往第五战区时，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前往送行。1938年初，林可胜又派齐清心率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光队到延安，为八路军开展战地救护服务。

1938年夏，为了加强对救护总队的统战工作，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在救护总队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隶属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宣传工作，公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动员医务人员积极投入抗战救护工作，组织医务人员及输送医药物资到解放区。在林可胜的支持下，党支部工作开展顺利，发展党员十余人。

是年秋，中共红会支部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撤至桂林，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联络，在叶剑英、李涛、李克农领导下，继续开展工作。1939年春，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图云关。此时的中共红会支部已归南方局领导，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负责联系。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立于1939年1月3日，受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不仅承载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各阶层抗日爱国人士的任务，还担负着与贵州地下党组织及全国红十字总会、贵州企业公司等秘密支部和秘密党员的联系。周恩来指示袁超俊：“中共红十字会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由你直接负责联系，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工作。”

早在武汉时期，林可胜曾到办事处找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希望双方建立联系。1939年底，八路军急需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袁超俊求助于林可胜，林同意从红十字会拨出一部分医疗物资给八路军。为了躲避国民党检查站的搜查，林可胜派红十字会的车队把这批医疗物资护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最终平安运到延安。

林可胜还积极援助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1937年10月，新四军筹备处成立，周恩来指示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因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少医务人员，沈其震便想到了几年前他在协和医院工作时的导师林可胜。此时林可胜正在武汉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得知沈其震的来意，林可胜将自己手里志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医生名单交给他。沈其震从中挑选了一些有实践经验、会做手术的外科医生。这些人是参加新四军的第一批医务人员。而后，林可胜、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为新四军募捐到大量的医药器材，沈其震以此为基础，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创办了小河口医院、云岭医院，为新四军伤病员和当地百姓提供医疗服务。

1939年秋，已是新四军卫生部长的沈其震再次到贵阳图云关请求医药支援，林可胜主动按申请单加倍发药，尤其是奎宁片（抗疟疾药），还派遣了两支医疗队支援新四军，这两支医疗队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骨干力量。

1946年，沈其震随叶剑英赴北京参加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逢担任国民政府军医署署长的林可胜从重庆飞抵北京视察军医工作。沈其震向叶剑英请示，想去看望林可胜。叶剑英当即批准并表示，像林可胜这样同情我军的爱国将领，在国民党军队里比较少见，我也应当去拜访他。双方会面时，叶剑英郑重而诚恳地对林可胜抗战时期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谢。

抗战时期，在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为红会大多数专家、学者、医务人员和职工接受。他们不同程度地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给予同情和支持，先后组织和动员了一批医务人员前往抗日根据地，包括鲁中俊、解崇璋与李志中、沈元晖夫妇。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下属的医疗救护卫生组织发展壮大到60多个大队，先后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达20多个，为战地救护作出了贡献。

“去”“返”延安的肺科医学博士何穆

为了争取团结国统区的医学界人士，南方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就有何穆和陈学昭夫妇。何穆、陈学昭曾经留学法国，何穆是专攻肺科的医学博士，陈学昭是文学博士。二人在重庆小有名气，一个是著名的内科医生，一个是颇有名气的作家。

1939年的一天，周恩来从重庆给延安发去一份电报，说著名内科医生何穆和他的妻子陈学昭要前往延安，请在延安的陈云为他们安排工作。陈云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接待了何穆夫妇。随后，何穆被安排在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并负责筹建边区综合性医院；陈学昭去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继续从事写作。同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后，因坠马而跌伤右臂。当时延安没有骨科医生，何穆作为内科医生也参与诊治，但最终没有治好而深感内疚。后来，何穆因在参与筹建延安中央医院的问题上与部分同志发生分歧，便提出要返回重庆。陈云等同志与之谈了三次均无果，于是希望他们在大后方招募一些愿意到边区工作的医务人员，同时郑重表示，若你们愿意再来，我们一如既往地欢迎。

回到重庆后，何穆夫妇忙于找住房、躲空袭，为办诊所而四处奔波，备尝艰辛。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对何穆一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1940年秋，何穆生病，住进南岸一家私人医院。那时日寇飞机正疯狂轰炸重庆，周恩来想方设法派人打听到他的住院地址，送礼物表示慰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和帮助，让何穆夫妇倍感温暖，从而产生了再回延安的念头。

恰在此时，何穆接到了延安方面的来信，说中央医院院长一职还留待他回去就任。于是何穆夫妇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郑重提出重返延安的要求。周恩来嘱咐他们搬到办事处暂住。到10月，何穆在重庆招募了小儿科大夫王慈吾、助产士邹贞坚、公卫护士李新、化验员姚冷子，以及有多年护理工作经验的胡凌和在重庆医院工作的四川护士杨先彬、王义一等人。周恩来同意何穆带他们去延安，并与他们亲切会见，表示欢迎和鼓励。

受周恩来的委托，何穆利用自己的关系购买了一些医疗器材。就这样，何穆夫妇一行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从重庆出发，奔向延安。为了途中安全，周恩来特命警卫人员刘久洲一路护送到陕北。快到陕甘宁边区时，全车人员却被国民党武装特务扣押，幸为中共中央获悉，拍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经周交涉，始得放行，于12月20日到达延安。

回延安后，何穆被任命为中央医院院长。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何穆等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到1944年，中央医院开设了内、肺、外、妇、产、小儿、传染病和干部疗养科，拥有魏一斋、侯健存、金茂岳等一流专家，先后给各根据地培养百余名医务骨干。何穆为延安地区肺结核病防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又担任著名的白求恩医院院长一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所长，为结核病防治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

到中国就是要上前线的国际援华医疗队

从1939年到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一支由波兰、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奥地利、英国、苏联等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在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有关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他们经香港到达广西，最后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员在华开展医疗救助工作。

国际援华医疗队一到国民党统治区，便立即投入到战场的救护工作。不久，他们却发现：尽管国民党地区缺乏大批懂技术、有医德的医务人员，但医疗队并不受国民党当局的欢迎。国民党不拨给医疗队必要的经费，而且还切断了医疗队与国外救济组织的联系，不给他们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便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解放区工作。

1941年，随国际援华医疗总队来华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徳·杨固医生和另外两名医生，专程赴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们强烈要求去延安，去敌后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曾三次会见杨固，建议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救护医疗工作。他对杨固说，你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这本身就可影响国民党士兵的抗战行动。杨固等人听从周恩来的建议，返回贵阳。杨固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总理给我的指示是我终生难忘的，就是那些指示支撑我在国民党地区默默工作达六年之久。

作为这支队伍的负责人之一，波兰医生傅拉都联系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表示希望能像他们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中国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他们又派代表前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表达去解放区的愿望。周恩来向他们解释，只要在中国，和中国军民在一起，在哪里都一样，都是帮助中国人民抗战。周恩来的一番劝说，他们无不心悦诚服。

其间，傅拉都同重庆八办的很多工作人员有过接触，并为同志们看过病。当时，董必武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一次傅拉都治好他的病后，董必武称他为“华佗傅拉都”。自那以后，傅拉都经常高兴地向中国人讲，他和中国的神医同名。

194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要逮捕一批在重庆活动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在南岸活动的王炳南。周恩来获知消息后，决定请傅拉都出面相救。傅拉都以外籍医生的特殊身份，利用救护总队的汽车将王炳南安全送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立即写了一个委任状，任命王炳南为他的上校秘书。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王炳南才躲过这次逮捕。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拉都返回波兰，在卫生科研部门工作，在血清研究中取得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傅拉都被任命为波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为中波两国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

另一位国际援华医疗队的负责人是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到达贵阳图云关后，他通过贵阳交通站与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并与王炳南成为亲密的朋友。经王炳南介绍，甘扬道和傅拉都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给他们讲了世界形势、斯大林格勒战役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影响。甘扬道再次提出想去解放区工作。他认为自己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什么要去后方？

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他最终留在救护总队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甘扬道后来被聘为救护总队本部顾问、第三中队队长，负责领导一个医疗小组，先后在长沙、平江和云南大理一带前线工作。除战地救护外，还负责训练中国医务人员，为当地老百姓治病。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带着妻儿回到保加利亚。

来源：原载：《红岩春秋》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