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兴起于上海以倡导无产阶级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潘汉年因为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为人所熟知，而人们对他在文化工作上的贡献却不太熟悉。在30年代的上海，潘汉年积极投身进步文化工作，争取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组织领导左翼文化团体，推动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阵营的形成，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投身进步文化运动

潘汉年的革命生涯可以说是从文学起步的。在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之前，潘汉年就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这为他以后领导和组织左翼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5年，怀着文学梦的潘汉年来到上海，参加了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发行《洪水》半月刊。精力充沛的“小伙计”们不满足于出版部的繁杂工作，潘汉年提议办一份“小伙计”自己的刊物，于是以出版部门牌号命名的《A11》诞生了。潘汉年在《A11》创刊号上写道：“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四周沉闷的碳酸气。”表达了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抗争的志向。由于反动政府的“围剿”，《A11》出到第五期就夭折了，后出版《幻洲》周刊也遭查禁，不久《洪水》停刊。

在冷静总结前一阶段办刊经验后，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问世。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为一无顾忌的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为宗旨，分上下两部，叶灵凤主编上部《象牙之塔》，专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潘汉年主编下部《十字街头》，主要刊载讨论社会现实的杂文与政论文章。《幻洲》半月刊从创刊至1927年2月，下部《十字街头》潘汉年用不同化名写了一半以上的文章，共发表近40篇杂文小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潘汉年写下了《山东大学行跪拜礼》《又是投壶》《仍恐有伤风化》《电话局长的礼教》《极刑问题》《爱国的先生们到哪里去了》等文。在《爱国的先生们到哪里去了》一文中，潘汉年谴责那些高喊外抗强权、爱国保家的国家主义派面对租界当局在租华交界处设置电网、不准华人通行表现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讽：“拥护国旗红黄蓝白黑，正是保家又爱国！青天白日满地红，亡国又灭种！”这些文章切中时弊，锋芒直指军阀政府、国家主义派、复古派。据潘汉年当时的同事楼适夷回忆，潘汉年擅长嬉笑怒骂，什么胡适、吴稚晖，没少挨过他的骂。潘汉年将自己这时的文风总结为“新流氓主义”。

1927年，北伐军胜利进军，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书长李一氓看到潘汉年在上海文坛展现出的才华，便邀请他到南昌政治部主编《革命军日报》。潘汉年走出“十字街头”，《幻洲》因之停刊。在主办《革命军日报》时，他努力将报纸办得严肃而不失生气，以通俗朴实的文字鼓励军营官兵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深受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欢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潘汉年辗转回到上海。面对同胞被屠杀，他化悲愤为力量，继续以笔杆为刀枪，与老搭档叶灵凤再办《幻洲》。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他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一个飞跃，从单纯的揭露社会黑暗转到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在革命失败之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积蓄力量，完成革命的新任务。《我再回上海》一文可以看出潘汉年步入文坛后从政治思想到文学艺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后的创作中，潘汉年改变了嬉笑怒骂的斗争手段和四面出击的斗争方式，撰写了《原来如是清党》《汪先生悔不当初》《普天共庆》《释国家主义者的新口号》《血淋淋的头》《又多了一种党阀》《今年的双十节》《时局与青年》《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现在要怎样？》等杂文。其矛头对准国民党新军阀及其帮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揭露他们倒行逆施绞杀革命。因为刺痛了国民党政府的神经，《幻洲》的命运也没有持续太长，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反动”之名查禁。潘汉年没有妥协放弃，又出版《战线》周刊继续抗争。

解决革命文学论争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潘汉年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他的办事能力和战斗精神也被党组织和领导人赞赏。1929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和书籍”。文委的成立，是党从组织上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潘汉年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委书记。

潘汉年接手文委后的第一项艰巨工作，就是解决了持续一年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由于受“左”倾文艺思想的影响，把鲁迅和鲁迅旗下的新文学作家作为思想斗争的对象，称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有闲阶级”“中国的堂·吉诃德”，甚至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说鲁迅的小说只是“醉眼陶然”看人生，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等等。潘汉年作为创造社的一员也盲目加入了批判鲁迅的队伍。这些歪曲鲁迅的评价严重影响了左翼革命文化的健康发展和队伍的建设。双方的论争削弱了进步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战斗力。

为消除彼此间的对立，潘汉年一面对创造社、太阳社党员做思想工作，一面向鲁迅道歉，争取鲁迅的谅解。他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党员的联席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扭转了“左”倾思想，基本取得了共识：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尽管潘汉年曾参与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但是当党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论争和对鲁迅的批判后，他率先作出自我批评，并专程赴内山书店与鲁迅恳谈，虚心倾听鲁迅对联合进步文化人士的意见。

此外，潘汉年还写了两篇缓和论争的文章。其一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的《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论争的争议点重新进行辩证思考，表达了自已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文章首先指出把普罗文学限制于仅仅描写普罗生活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无产阶级以其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产生了本阶级的艺术。区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否从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出发，而不是以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无产阶级生活为标准。他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从而否定了只有写无产阶级本身的生活，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阐明了普罗文学的题材范围、划分标准。其二是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为使左翼文学运动健康发展，他要求从事左翼革命文学的同志通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不允许从个人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态度去攻击别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够的。为此，“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这两篇文章对扭转当时党内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不正确倾向起了一定作用。

在潘汉年的努力下，论争双方坐到了一起，终于达成鲁迅所说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

组织左翼文化团体

在平息论争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团结进步文化界人士的任务摆在了潘汉年这位文委书记面前。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提出停止“革命文学论争”的同时，也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要建立这么一个团体，关键在于要有一个主帅。既同党保持密切联系又是文化革命主将，有着很大威望的鲁迅自是首选。因此，潘汉年不仅自己登门求教，还多次派人与鲁迅联系，请鲁迅出马挂帅。据楼适夷回忆，1929年酝酿成立“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就是潘汉年和冯雪峰、冯乃超去请先生出来挂帅的。

除了争取鲁迅同意，潘汉年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对上海文艺界情况熟悉，交友广泛，联络了许多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征求他们的意见，做好认真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夏衍、阿英、吴黎平、冯雪峰、冯乃超、朱镜我、洪灵菲……文化界党内作家、党外进步作家，潘汉年一个个找到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们一起组建“左联”。

1929年10月中旬，潘汉年主持召开了一次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及党外人士郑伯奇在内的座谈会，会议推选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12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此后，潘汉年在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要求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召集会员。他还叮嘱夏衍、冯雪峰等人及时向鲁迅报告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这两个文件形成后先征得鲁迅的同意，再由他转送党中央审阅。据夏衍回忆，这个12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小组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进行的。

经过近半年的筹组工作，左联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冯乃超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潘汉年则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重要讲话。讲话指出，左联的当务之急是团结全体左翼作家行动，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潘汉年批评了文艺界存在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缺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单纯地为文学而文学、不以文学推进政治运动等错误倾向，并阐明了左联成立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这篇讲话刊登于1930年3月10日的《拓荒者》上，它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30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后左翼各团体的活动皆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开展。

继左联成立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团体纷纷建立，这都有潘汉年的付出。在左翼戏剧运动中，郑伯奇、陶晶荪、冯乃超等人在筹建上海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从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并派夏衍参加筹建工作。后艺术剧社被查封，为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潘汉年同夏衍、郑伯奇、田汉等人商量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不久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作为筹备委员报告了“社联”的筹备经过，并代表文委要求“社联”通过出版刊物、书籍、组织研讨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促进中国革命运动。

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对革命文化的领导，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潘汉年被任命为文总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文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再到各个系统左翼文化团体的垂直的组织系统。在党的领导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左翼文化运动。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破坏了中共原有的地下工作系统，潘汉年自此开始协助陈云负责中央特科工作，从此他在隐蔽战线继续施展才能，逐渐退出了文坛。诚如李一氓所说：“以汉年的文学气质，要是不受历史命运的拨弄，一直埋头于诗文小说的创作，……其成就决不让当代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尽管退出文坛，但潘汉年还一直关心进步文化事业。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与“二流堂”一批文化界朋友交往甚密，并接待了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郭沫若，让他继续在文化界发挥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既搞地下工作，还以“荆溪”为笔名在《联合日报》上发表杂文40余篇，揭露和抨击当时的贪污腐败现象。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