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信已成为高校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新媒介。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的特点表现为：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态，内容具有隐秘性和封闭性，确定感获取的本质属性，“意见领袖”的空间延伸。创新高校学生微信谣言治理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完善微信谣言引导机制，健全微信谣言管理体系，推进信息公开透明及时，重视微信谣言深层意蕴，加强“意见领袖”培养。

       关键词：舆论学；高校学生；微信谣言；治理

      以改革开放为开端的中国社会转型，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人们社情民意的表达方式和路径。由此而产生各种深层次矛盾不断增加并呈现激化态势，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拓宽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健全网络舆情汇集分析机制。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做好网络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把握好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有线互联网阵地已过渡到“掌上舆论场”。飞信、微博、微信等交流手段层出不穷，这些移动互联网已成为新型网络舆论的新场所和新阵地，改变了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和网络舆情形成、衍变规律。高校作为社会转型的动力源和加速器，高校网络舆情作为学校教育的构成性部分受到了极大冲击和影响，也应及时作出调整。在2012年新媒体与高校网络舆情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学生的晴雨表，对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高校的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应即刻提上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舆论学视角下探究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传播特点、规律，创新微信谣言的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微信成为高校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新媒介

      移动端已成为大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而微信即时通讯产品则成为最主要渠道。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提升，使网络信息呈现出膨胀化和碎片化态势，网民对个性化、垂直化信息需求愈加强烈，使微信的媒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得到进一步深化。微信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产物，具有沟通交流、信息传递等功能，借助自身用户的“强关系”基础，已构成一个更全面、更强大的关系链，使得信息传播更广泛、传播速度更快。

      移动通讯网络环境的改善及智能手机的产生和普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渠道。随着手机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快速增加，曾经风靡一时的“微博”已被更具移动性的微信所取代。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推出手机终端用户微信，这是一款免费即时网络通讯产品。截至2016年8月18日，微信的活跃用户已达到8.06亿，同期增长了34%。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企业、名人也设立了微信公共账号。2016年微信企业号的注册用户已达到2000万个，结合特定的文字、图片、语音，微信已融合到工作、生活场景中，为全方位沟通和互动提供便捷。2015年6月1日，腾讯公司公布了2015年业绩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微信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微信用户年龄呈年轻化趋势，86.2%的用户在18-36岁，其中学生身份占19.70%。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截止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手机上网使用率为92.5%，网民上网设备向移动端集中，手机上网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我国网民年龄结构中10-19岁和20-29岁所占比例分别为20.1%、30.4%。我国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为25.1%。此外，《报告》指出微信朋友圈的使用率为78.7%，微信在即时通信市场占据优势地位，与其他通信产品定位差异化较大。[1]

      微信基于亲朋好友、熟人的私密圈，信息产生和传播私密，具有“强关系”特性，社会属性更强。在突发事件、公共议题方面，微信已经超越了微博、论坛等媒介，成为谣言形成的新信源、新舆论，成为当前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新渠道。

     近年来，微信谣言频繁，其中较为严重的是高校学生群体。部分高校学生未经证实，在网上发布和转发各类谣言，以表达对国家、政府部门、社会的不满，煽动更多网民参与其中，最后往往导致小事件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由于网络大V们自身粉丝数量的优势，转发未经核实的谣言，进一步扩大了谣言负面影响。不顾社会后果、漠视公共利益、一味迎合煽动者不良心态，最终导致网络诈骗、网络虚假信息盛行、敲诈勒索等悲剧发生。微信高度粘性的特性，加之微信谣言的肆意盛行，高校学生思想行为出现新问题，最后滋生出微信诈骗、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弊端。

     在微信为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带来极大便利同时，由于政府部门和高校在网络监管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使高校学生受到谣言、暴力、色情、欺诈等不良信息的侵害，特别是网络谣言产生，其危害程度更加严重。据统计，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举报处理事件总计2169万，其中包括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科学常识类、爱心转发、政治和社会秩序谣言为主。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谣言的内涵界定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谣言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2]是造谣者怀有恶意目的的行为。[3]从舆论学视角来看，谣言根源于大众的内心声音，隐含某种社会情感和意见诉求。从本质上讲，谣言是对社会生活的歪曲反映，是谣言者表达舆论意见和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而随着越来越多高校学生使用微信，微信谣言利用高校学生朋友间的“强关系”，快速发酵、传播，其影响力和速度惊人，而微信相对封闭的特点又为谣言演变提供温床。

     2016年4月1日，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联合微信安全团队发布《微信年度谣言分析报告（2016）》，报告选取了2016年最热谣言。其中《请一定转给你身边的女生看，这是最新骗局！》描述了七个社会青年针对女性设计的骗局，一个女生看到一个小孩迷路了，女生就按照小孩提供的地址将他送回去，结果在按门铃时被电晕。但后来警方指出此消息属谣传，认为此类作案手法成本高，较难实现。早在2012年微信朋友圈出现河北大学宿舍男女混住的“通知”，安徽大学也出现了不实“通知”，随后国内多所高校被“恶搞”。直至2016年8月20日，扬州大学仍被流传“男女混住”，引发热议。此类微信谣言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产生极大消极影响，并在高校学生微信朋友圈迅速扩散，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二、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的特殊性

     值得深思的是，并非所有网络信息都能成为高校学生乐此不彼谈论的话题，演变成校园谣言。同为具有迷惑性、无法辨真伪的谣言，在不同传播环境中会产生不同影响。同为一则谣言在不同群体中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等各有不同，究其原因，这与微信谣言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方式密切相关。

（一）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的主要形态：人际传播

     从传播学角度看，人类传播主要有五种基本形态：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4]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我国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为25.1%。当前，微信正得到众多高校学生的青睐，高校学生微信朋友圈的使用率为78.7%。高校学生由于身份的同质性、高密度性特点，同学间的任性度较高，微信即时通讯的便捷，使传统传播媒介的“弱关系”转变为基于手机通讯录的“强关系”，从而形成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模式。高校学生微信间涵盖了现实生活中同学间、朋友间、亲人间等关系网，而熟人之间、朋友之间一般共存兴趣点或爱好，彼此间信任度更好，对社会事务的观点容易趋向一致。因此，当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产生时，高校学生可拒绝谣言或怀疑谣言，也可在获知谣言后将此“消息”，将其作为“一手资讯”、“最新消息”共享给身边的熟人、好友。传谣者和谣言接受者已有的人际关系，使高校学生容易忽视对谣言的来源、真伪等进行辨别，而是更愿意相信谣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部分高校学生认为：“我的微信好友都是认识的人，他们发送的微信信息应该假不了，我相信他们。”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人际传播的主要形态，进一步强化了传谣者和谣言接受者间的信任度，使谣言接受者往往对谣言产生误判，信以为真，最后导致微信谣言在高校学生间散播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产生危害更大。

（二）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的内容特性：隐秘性和封闭性

      微信是以即时通信工具为基础衍生出来的社交媒介。微信朋友圈是基于微信联系人形成的熟人社交平台，随着用户规模的拓展、微信服务内容的丰富，“强关系”社交的渗入，微信已逐步形成多个相互平行、自成体系的圈子，同时具备较强互动性和针对性。微信集朋友圈、扫一扫、摇一摇、附近的人和漂流瓶等应用功能，实现了微信多层次、多级化传播，进一步拓宽了传播渠道。同时微信传播的内容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包括语音、文字、表情、图片、小视频、视频聊天、位置等。较之微博、飞信、博客等传播媒介，微信具有较强互动性、信息传递快捷性和信息传播精准性等特点。多级化、多元化、实效性的特征，使得微信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威力”是其他传统媒介所无法匹及。[5]由于微信谣言以人际传播为主，这种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使得谣言能在短时间内呈现在传谣者和谣言接受者移动终端上。与此同时，只有加了对方为好友或者同为传受双方好友才可能看到谣言。高校学生微信谣言隐秘性的表征，也使得微信谣言传播路径较为单一，传播更具性、封闭性。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隐秘性和封闭性特点使得谣言在微信递归时速度更慢，政府部门获取此类谣言的时间滞后，从而延长了破谣时间，谣言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

（三）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的本质属性：确定感获取

      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能够满足传谣者和谣言接受者的心理需求。实际上，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与其传播内容的特性息息相关。已有研究表明，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真正意图包括传谣者和谣言接受者的利益驱动，其中也有娱乐成分。高校学生微信谣言属于社会谣言范畴，高校学生在面对微信谣言时会做出不同的抉择。有学生相信微信谣言的内容，有的可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甚至不去理会。然而，当谣言产生时，大部分学生都会给予反馈，并作出反应。究其原因，微信谣言能够在高校学生中广泛传播，与微信谣言具备的社会心理特性密不可分。安东尼·吉登斯曾说，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人类的行动可视为是一个持续、紧迫地对自身行为及情景的反思性监测行为。[6]因此，高校学生通常会用“有人说”、“据说”等语体来表达对微信谣言的认可，简化微信谣言的复杂性，最后赢取更多人的社会心理。同时，微信谣言也是高校学生群体情感表达、宣泄的重要方式。正是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为高校学生简化谣言社会复杂性提供条件，迎合了高校学生社会心理，从而更好地获取确定感。

（四）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的空间延伸：“意见领袖”

      与现实群体中盲目随从的“意见领袖”不一样，微信“意见领袖”是网络舆论的向导，是网络舆论的灵魂。[7]近年来，微博大V、媒体人、成功企业人士、明星、名人等建立微信公众号以提高个人的知名度和关注度。此外，草根阶层的迅速崛起，更加有效地助力微信“意见领袖”发展，扩大了微信“意见领袖”的特质，并强化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和动员力。微信已成为高校学生传播信息、表达观点和诉求利益的新途径。因此，要充分意识到微信“意见领袖”与传统媒体的异同，表现为微信“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接收更便捷，这就意味着一旦微信“意见领袖”的大局意识、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就容易对大众的思想产生负效应。特别是将虚假或偏激的谣言散播出去时，可能会造成社会不安、国家动荡等结果。高校学生自我约束力、微信谣言甄别能力有待提高，容易踏入微信谣言误区。如某高校学生宿舍区遭遇严重失窃的消息被某论坛曝光后，并在微信朋友圈快速传播，一些大学生“意见领袖”纷纷带头“声讨”和“谴责”学校管理不善，使得不明真相的同学盲目跟风，最后制造了与学校对立的情绪。

三、高校学生微信谣言治理路径创新

      当前，高校学生对微信谣言认识存在不足，部分大学生过于相信微信推送的信息；部分大学生认为微信信息不需要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微信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友、娱乐、生活软件，给人们交友、娱乐、生活带来便捷同时，但也存在不足。微信信息夹杂着各种谣言，高校学生不能准确甄别微信信息和微信谣言，最后导致不良影响。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危害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打击高校学生微信谣言，净化高校学生微信网络环境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深化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产生和传播研究，创新高校学生微信谣言治理路径，已成为当前政府部门和高校非常迫切且急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完善微信谣言引导机制

      高校学生一般通过微信号、手机号、QQ号或扫二维码添加好友，具有较强定向性。微信谣言传播具有隐秘性、封闭性和一对多的特性，同时，微信公众号与粉丝间的“弱关系”属性，这些因素导致高校在监管微信谣言时难度加大。尽管微信谣言传播的互动性不及微博等新媒体，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移动端使用者和微信公众号数量的增多，微信将会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为此，高校完善和建立微信谣言引导机制是回应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最好“发声”。对高校学生微信谣言进行引导，需要按照一定程序，逐步展开。首先，确定微信谣言发起者。根据微信谣言“产生-传播-破谣-消失”生命链，在微信谣言收集、整理和分析基础上，确定微信谣言发起者。微信谣言发起者的确定是完善微信谣言引导机制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强化微信谣言的针对性和倾向性。其次，拟定微信谣言疏导工作方案。微信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为确保引导工作的有序开展和取得预期成效，高校要提前拟定疏导工作方案。在微信谣言产生时，高校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这是确保微信谣言引导工作有效开展的关键。最后，分析和总结既往微信谣言引导工作。微信谣言引导工作要因时因地，进一步增强微信谣言引导机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高校要总结和分析以往引导工作的成效，思考已有的引导机制是否能适应当前微信谣言传播的特性，从而更好地完善引导机制，增加高校学生微信谣言引导成效。

（二）健全微信谣言管理体系

      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特性和微信平台的传播特质，使得高校在落实学生微信谣言管理工作时难度增加。因此，在完善高校学生微信谣言引导机制同时，除坚持既定的引导程序外，更为重要、有效的保障是健全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管理体系。建立国家、社会、高校和个人“四位一体”的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管理体系，确保高校学生微信环境更加和谐。

      从国家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互联网监管的法律，这就使得当网络谣言产生时，为相关政府部门执法带来一定难度。因此，国家应基于社会法律层面完善互联网监管立法，构建一个法制化的网络环境。对运用网络媒介捏造事实、传播谣言等行为进行惩处，从而规范高校学生网络行为。同时从源头上加大微信谣言封杀和过滤，规范微信公众号认证、审核、监管程序，将其纳入日常监管范畴，对产生和传播微信谣言的媒体网站、移动客户端依法追究其责任。

      从社会层面来看，治理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单方责任。微信谣言传播形式、传播内容日趋多样，这对监管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有效地遏制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传播，需要全社会网民的参与。加大微信谣言传播特性、危害等内容的宣传，使全体网民全方位认识微信谣言的危害。积极参与举报微信谣言、打击微信谣言，彻底铲除微信谣言赖于生存的“土壤”。

     从高校层面来看，针对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特性，高校可以出台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网络思政与学生舆情监控专项工作管理办法》、《校园新媒体管理办法》，将微信等新媒体纳入其管理范畴，遵循“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通过整合校园网络现有资源与平台，创建好、维护好贴近校园、贴近学生的微信公众账号；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专项工作干事队伍，畅通网络宣传思想工作信息沟通和传播渠道，具体包括：负责校（院、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负责组建并指导系学生舆论宣传队伍建设，监控校（院、系）网络舆情工作日常工作，反馈校（院、系）学生思想动态调研，呈报校（院、系）网络舆情周报、大学生思想动态；倡导全校师生共同学习相关规章制度和纪律，对屡教不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学生依法进行惩处，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网络言论环境。

     从个人层面来看，高校学生是微信的主要使用群体，高校学生加强自我约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高校学生加强自我约束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努力：一是提高微信谣言甄别能力，不断学习微信谣言的特性和传播特质。二是严格规范自身网络行为。包括不浏览有损国家形象、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网络信息，不传播未经证实的言论。

（三）推进信息公开透明及时

     高校学生微信谣言治理要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原则。当微信谣言产生时，要在最短时间内终结微信谣言的生命链，最有效的路径是第一时间揭露谣言的真相。奥尔波特认为：“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都是非专业的。因此，谣言就产生了。”当微信谣言产生时，公众对此难以甄别，如官方解释又无法及时公布，这就为谣言的散播提供“土壤”。

     已有研究表明，高校学生青睐的辟谣方式主要有：推进信息公开透明、专家辟谣和官方人士发表言论。[8]早在2006年，教育部提出各高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10年9月1日，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明确指出高校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2015年8月3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高校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9]因此，高校应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公布权威信息，在师生中树立权威信息源，提高学校的公信力。在实际运行中不断探索，科学、全面预测和把握苗头性、前瞻性、倾向性谣言的产生，从而提高高校应对谣言能力。时间是谣言的生命线。高校必须坚持人民网舆情检测室提出的“黄金4小时”原则，当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产生时，高校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做谣言事件的“第一定义者”。

（四）重视微信谣言深层意蕴

     微信谣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既能传达传播者利益诉求，又能满足谣言接受者娱乐的心理需求。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往往蕴含某种情感，只有重视和正确理解谣言的深层意蕴，才能有效预防高校学生微信谣言的产生和蔓延。已有研究显示，微信谣言并非只有负效应，也有中性一面，甚至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有大学生认为有些微信能引起大众关注深层社会问题，有大学生认为许多情况下他们转发所谓微信谣言只是出于好玩、娱乐的目的。这种客观上看似具有一定恶意，而主观上仅是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因此，当高校学生微信谣言产生时，政府部门和高校不能一味地彻底否定，不能用非对即错观点看待微信谣言，而是要辩证地看高校学生微信谣言蕴含传谣者和谣言接受者的观点和想法。

（五）加强“意见领袖”培养

     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首次提出“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 ）概念。意见领袖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为他人提供意见、观点并产生影响的“活跃分子”。在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产生重要影响。科学认识意见领袖在网络舆情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掘和培养立场坚定、大局意识强的意见领袖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一是发掘和培育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过滤作用，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大众，形成“二级传播”。通常情况下，意见领袖比较活跃、拥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和较为坚定的政治立场，在看待社会问题时也会有独特的评判标准。高校要通过对话访谈、日常观察等方法发掘和识别学生群体网络中的活跃分子，顺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培养他们，使其在高校网络舆论场中具有一定权威的意见领袖，成为大学生网络舆论发展的风向标，这是自媒体时代下高校建设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必然选择。

     二是规范和引导意见领袖。高校学生意见领袖应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独特的人格魅力、较强的社会问题深层评判能力和较高的媒介素养。意见领袖作为自媒体时代下的草根力量，在高校网络舆论场发挥重要作用。高校相关部门要用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要求去规范和引导意见领袖发展，给予意见领袖一定自主权和尊重时，要求他们须坚守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此外，高校可以探索意见领袖培养长效机制。定期举行研讨会、培训、演进，不断提高意见领袖媒介素养、综合评判分析能力，使其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向导，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引领者。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10-01].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2016/201608/W0

20160803204144417902.pdf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

[3] 周晓虹.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

[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7.

[5] 方兴东，熊剑.网络舆情蓝皮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223.

[6]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34-45.

[7] 何广寿.大学生网络共同体道德建设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5.

[8] 姚福生.新时期高校校园谣言透析与治理反思[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2，（5）：5-10.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EB/OL].[2016-10-05].http://www.moe.edu.cn/srcsite/A01/s7048/201508/t20150828_203823.html

Study on Wechat Rumor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Path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Opinion

    Gao Yanl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Dongguan 523083，China）

Abstract: WeChat has become a new media for university rumors generation and propagation since We Media era. There a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echat rumors generation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s its main form, secretive and sealing contents, essential attribute of certainty acquiring, spatial extension of opinion leaders. Innovating governance path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e can follow these aspects: perfecting guidance mechanism of wechat rumors,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wechat rumors, promot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t and time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ep implication of wechat rumors and strengthen Opinion Leaders training.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university students; wechat rumor; governance 

本文系广东省2013年高等院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资金（学科科研类项目）（项目编号：2013WYXM0159）、东莞市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东莞社区安全隐患及管理机制研究》（2016JY08）和广东科技学院院级科研项目《自媒体时代下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分析及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KY-2016KYYBGLYJ-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