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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楚争霸引发的春秋乱斗:战争边缘下的精明算计,苦了郑国和宋国

作者:admin时间:2018-07-30 16:47点击:0

春秋五大战争,三次都发生在晋楚两国之间。另外,晋齐两国之所以发生鞌之战,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晋国担心齐国会与楚国联合。可以说,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

和春秋初年,各小国间随便就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打上一场不同,晋楚间的大国竞争高手过招,反而表现得很克制。从城濮之战到向戌弭兵,中间差不多90年,真正的大仗,也就打了这三回。

两大国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彼此争的是势力范围,不大可能直接威胁到对方本土。所以起码的安全感还是有的,不像晋国和秦国,或者后来楚国和吴国,有个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对方巨大疑虑。

当然大国手里的资源多,可打的牌也多,直接正面对决,基本是最后选项了。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传)李唐,绢本设色,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全图采用连环画形式,描绘了晋文公(重耳)被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最后回国即位的故事


卫星国的妙用

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8年),晋国除了崤之战把秦军包了饺子外,还差点和楚国再打一场大战。

晋文公一死,心思活泛起来的不是秦穆公一个。南方的许国,竟然投靠了楚国。

如果说,这时晋、楚是一流大国,齐、秦是准一流大国,那么郑、宋、鲁等国可以算二流中的强国,许国则连三四流都不知道能否够得上。

但无论如何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本来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奉晋国为霸主,处于在晋国主导的同盟内。现在有人反水,要是置之不理引起连锁反应,那问题就相当严重。

于是“晋、陈、郑伐许”。割鸡焉用牛刀,晋国未必出动了多少兵力,郑国和许国是世仇,郑穆公是晋国扶上君位的,晋国刚刚灭掉了企图偷袭郑国的秦军,体现了大哥对小弟的关爱,郑国当然也给大哥好好表现,所以这次伐许,郑国应该是主力。

所以接下来楚国的反应,也是针对郑国。“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楚国手里囤着一个郑国的流亡公子,把这位公子送回去取代郑穆公,也不算师出无名。但楚国不是直接攻郑,先打服了陈、蔡两个更接近南方的三流国家,然后北上。

郑国表现出色,居然顶住了攻势,还捡漏把那位流亡公子杀掉了。看这个结果,打郑国,楚军也未必出动了主力,事情主要还是交给两个刚收服(应该是收回,毕竟这两个国家大多数时候都是追随楚国)的小弟去干。

对郑国这样忠勇的盟友,晋国当然要有所表示,晋军终于出动了,攻击目标是蔡国。蔡国是楚国的门户,当年齐桓公伐楚,就以打蔡国为第一步。所以楚国不能坐视不理: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

两军隔河对峙,前面这一系列小弟乱战之后,晋楚两大国,终于到了战争的边缘。

然而这时双方都表现出高度的谨慎和鸡贼。

晋军统帅阳处父写信给楚军统帅子上:“我听说:‘有教养的人能接受有道理的话,有勇气的人能够和敌人正面扛。’你如果打算开战,那么我军后退三十里,把河边空出来,再留给你足够的时间,给你摆好阵势;不然的话你让我过河,也用这个态度对我。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

子上就准备过河,但有人提醒他,晋国人最不讲信用了,咱们面对的可不是宋襄公,河过了一半他来个突击,那可就惨了。——说这话的人叫太孙伯,是城濮之战时楚军统帅子玉的儿子。这时距离城濮之战(前633年)也不过五年,对晋国人善于玩阴的,他应该记忆犹新。

于是子上决定,还是自己后退三十里。

然而,发现楚军后退之后,阳处父的反应不是过河,而是欢呼。他宣布:“楚国人已经逃走了!”然后就带着晋军,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回家了。

晋国人自己评价阳处父,发明了一个成语,“华而不实”,这也是一个好例证。
楚国人很没趣,然而不敢追击,也只好回家了。

这事实际上为后来的两国相争定了个基调:或者利用自己的小弟给对方找别扭,或者欺负对方的小弟让对方没面子。真要正面对决,还是尽可能回避,场面上能做到单方面宣布胜利,就算很圆满的结果了。


春秋诸国

争夺中间地带

小弟有如此妙用,身为大国,当然要多收小弟。然而,小弟也不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小弟要是距离自己太远,带来的麻烦就远远多于好处。

当初齐桓公伐楚,先收服江国和黄国作为攻楚桥头堡。但是伐楚回去后,江、黄就处于楚国威胁之下,齐国却没有能力为保护它们再组织一次远征,这两国最终都为楚国所灭。收了小弟而包庇不了,无论如何很折霸主的面子。

齐桓公死后,楚国的势力急剧扩张,甚至让北方的曹国、卫国都屈服了自己。这时晋国出兵曹、卫,就把楚国置于很尴尬的位置:救,还是不救?

楚将子玉一咬牙,还是要救,于是城濮一战,就被晋国打得大败。

经过早期争霸战争的试探摸索,北方和南方的大国,都慢慢清楚了自己实力的极限。北方不能过分逼近长江,南方不能过分逼近黄河,偶尔过去耀武扬威刷下存在感是可以的,追求长期控制,多半就会自取其辱。

晋国和楚国都意识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大约是郑国和宋国一带,所以双方时常在这里胶着。这两国尤其是郑国的归属,也就成了两强角力的焦点。

郑国的地理形势,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衢地”,四通八达,兵家必争:从这里向南,可以进逼楚国的方城要塞;从这里往北,过黄河就是晋国。向西,可以去洛阳朝觐周天子,从而祭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旗(不过春秋中期以后,这招渐渐不太管用了);往东,则可以横扫中原诸夏。所谓“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国得郑则可以窥中国”。

晋楚三场大战,除了城濮之战楚国傻大胆冲到卫国去了之外,另两场都是在郑国的地界上打的:邲之战,邲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东北,是郑国的北境;鄢陵之战,鄢陵是今河南鄢陵西北,在郑国南部。

晋、楚两国在郑国对峙时的心态和在卫国、蔡国不同,都觉得不能再让了:只有郑国站在自己一边,身前才算有个屏障;反过来,郑国和谁站在一边,另一方就会觉得自己的要害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这是大国之间难免的安全感悖论,一方想提升自己的安全感时,另一方就会加剧不安,所以战争就往往不可避免。


小国的安全保障

后世在中国的土地上,若出现一个地方上的割据政权,大家都觉得把它灭掉才是自然合理的,因为追求统一是最大的正义。但春秋时代,人们的心态还很不同。

儒家经典里鼓吹“兴灭国,继绝世”,已经被灭掉的国家让它复活,已经断绝的世系给它续上,被当作大功德。虽然这是理想化的情怀,但现实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例子的。至少到春秋中期,还有一种反对把人家国家灭掉的观念,经历过春秋初的乱战还能活下来的诸夏国家,亡国的风险暂时不那么大。

鲁宣公十年(前599年),陈国发生了著名的夏姬之乱,大夫夏征舒谋杀了国君陈灵公。陈国在郑国的东南,大多数时候被楚国控制,但晋国势力极盛时,也有能力打陈国的主意。当时陈国的太子,就在晋国。当时楚国的国君,正是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他显然意识到,这是个加强自己对陈国控制的好机会。

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冬天,楚国伐陈,楚庄王宣称是“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这都是春秋时代比较好面子讲规矩的地方:第一,攻打别国,要找理由,不能说打就打,类似“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的论调,在这个时代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二,楚国伐陈,以一己之力搞定那是轻而易举,但还是要以诸侯之师,多国部队的名义行动,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大国的私欲,包装成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军队,1.将军,2.弩手,3.剑士

很快,楚军控制了陈国,弑君者在城门口被车裂。然后,楚庄王准备“县陈”,就是把陈地变成楚国的一个县。所谓县,就是悬,也就是由楚王直接控制的遥远的边境地区。这个构想如果落实,陈国就此灭亡。

但楚国的贤臣申叔时向楚庄王提出了劝谏,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人牵着牛走到别人的田里,结果受害者就把牛给抢走了。踩别人的田确实有错,但因此把牛抢走,难道就不过分了吗?申叔时说:诸侯跟您来,是讨伐陈国的叛逆的,现在你贪图陈国的富有,就把人家吞并了,恐怕不可以吧?

楚庄王便放弃了设县计划,让陈国人从晋国迎回太子,重新建国。

楚庄王一开始想县陈,也未必只是贪图陈国之富,而是不愿意一个家门口的国家,却落入亲晋的国君手里。但仔细掂量之后,还是觉得吞并一个国家要付出的道义成本,来得更大。

据说,孔子读史至此,曾经喟然赞叹说,楚庄王真是贤明。其实人的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时代:春秋时晋楚对峙,齐秦的实力,相去也仅一间而已,譬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中小国家的人心向背,会影响到大国能否取得霸主地位。

楚国为了争霸主,经常把别国打到灭亡的边缘,在最后关头给人留一条活路,以示恩威并举。晋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通常还要更加柔和一点——当然,有这个印象,也可能是因为《左传》的作者比较偏袒晋国。顾栋高梳理晋国疆域扩张的时候,经常写到某地“不知何年属于晋”,显然就是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怎么被晋国欺负的内容,被《左传》给吞了。

晋国本是华夏文明的边缘,中原诸夏素来轻视它粗鄙无文,但国力强盛之后,却俨然是华夏文明(当时很多人看来也是唯一的文明)的代表和捍卫者。

国家草创的阶段,晋国扩张欲望极盛,所谓: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晋武公)、献(晋献公)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

当然,这是太行山以西的事,其间牵涉到恃强凌弱,屠灭种类的故事,华北平原上的列国,同样缺乏感同身受。

等到晋文公时代,晋国越太行,启南阳,挥师东南以争霸天下的时候,晋国就画风大变,与之前判若两国。它要小国尊重自己的霸主地位,要向各国索要贿赂物资,但总的说来,是扮演着诸夏保护者的角色。被别的国家欺负了,找晋国为自己出头,是很多国家很自然的反应。

这就要说到又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在盟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晋国也往往会玩失踪。


宋国的戆头

对中小国家来说,不至于亡国,显然并不就意味着日子好过。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楚庄王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从楚国到齐国,一定要经过宋国。而申舟和宋国有仇,当年宋国一度和楚修好,宋昭公和楚穆王一起打猎,宋昭公迟到了,申舟就当众鞭打了宋昭公的车夫,这是对宋国极大的羞辱。

现在,虽然宋国国君换成了宋文公,但这件事,宋国人一定不会忘。更要命的是,楚庄王还假意要求申舟不许宋国借路——从人家的国土经过,不跟人家打招呼,这么做,就是刻意在挑衅宋国。申舟对楚庄王说:郑国人眼神好,最会看风头;宋国人耳朵聋,遇事拎不清。您派去晋国的使者不向郑国借路,这口气郑国人也就忍了;宋国人却一定不会放过我。楚庄王的回答倒也直接:宋国人要是杀你,我就讨伐宋国。话说到这份上,申舟也明白了,大王就是要用自己这条命,换一个伐宋的借口。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引荐给楚王,这是提醒:一来,我为国家把命都搭上了,您对我儿子可要好好照看;二来,我不能白死,您一定得把宋国打下来,我儿子盯着看呢。

果然,宋国的反应很激烈。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楚使从我国经过都不打招呼借路,是把我国当作了楚国的一个边邑。沦为边邑,就是国家灭亡,而杀了楚使,就算楚国来讨伐,也无非是灭亡而已。宋国抱着慷慨赴死的心理,杀了申舟。楚庄王闻讯的反应,霸气得要炸裂:

楚庄王挺身站起,大袖飞扬。古人在屋里不穿鞋,庄王鞋子都不穿就往外走,负责穿鞋的仆役在院子给他把鞋穿上。管佩剑的仆役反应又慢一些,在宫门之外,才替他把剑佩戴好。王的车驾,则一直到蒲胥这个地方的市中心,才追赶到位。

庄王如此激动,也不好说是急于为申舟报仇,还是终于有了伐宋的借口而兴奋。总之,九月,楚军把宋国重重包围。宋国的反应,当然是向晋国求救。
这么多年来,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晋国当然有责任救宋。可是就在两年多以前,邲之战晋国刚刚惨败在楚国手里,现在又忙于和秦国作战,所以还真难提起再和楚军大战一场的勇气,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

这种情况下,晋国的贤臣,对怎样做一个大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处理问题时,高调还是认怂,自己心里要能根据具体形势做判断。鱼缸可以是纯净的,但河流与湖泊就得容纳污垢;盆景可以是小清新的,但山林与薮泽里就一定有病虫害;所以美玉难免有瑕疵,做国君的,被侮辱了有时就得忍。这就是天道。“君其待之”,身为大国,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这个场子,以后再说。

但晋国显然认为,大国可以逃避战争,小国却必须死扛到底,所以派人哄宋国说:“晋国已经出动了全国军队来救你了。”使者走在半路上被郑国人抓住,送交到楚国手里。楚庄王让他跟宋国人说实话,这个使者倒也是条有勇有谋的汉子,假装答应,于是被送到楼车上喊话,但他豁出性命不要,还是按照晋国的指示喊,到底把“晋师悉起,将至矣”这句无耻的谎言送进宋国人的耳朵里。

于是宋国人戆劲上来了,拿出一种守株待兔的精神(大家都知道,这是嘲笑宋国人蠢的一个著名的段子),来等待晋国的援兵。——也不知道该说幸还是不幸,宋国都城城墙坚厚,宋国人守城的能力,当时天下第一。

这一仗打成了春秋时为期最长的一次围城战,前后相持九个月。宋国人被逼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没东西吃了,吃小孩,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吃,那就换,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柴火是早就没有了,就拆解死人骨肉做燃料。

其实城外的楚军也快撑不下去了,楚庄王想撤兵,但是架不住申舟的儿子跪在马前:“我父亲知道必死而不敢不执行王的使命,王却没有说到做到。”只得咬牙在城外盖房子开垦农田,表示打算一直耗下去。

最终,还是楚军后退了三十里,两国签订盟约。这是给宋国极大的面子,表示签的不是城下之盟,两边相对平等。盟约的核心是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咱们谁也别骗谁。

很多论史的人,批评宋国人头脑顽固,楚国不借道,“鄙”你就鄙了,非要杀人家使者,置这口闲气做什么?楚国来讨伐,打不过,认输求和就是,毕竟春秋不是战国,胜利者也不会屠城,签个城下之盟,献上牺牲玉帛,无论如何要好过吃孩子烧死人的惨状。

但一样也有支持宋国的意见。宋国人珍视自己的国格,珍视与晋国盟约,当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尊严意识和重然诺的精神。即使从利害算计的角度考虑,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番惨痛代价换来的结果,一是楚国从此轻易不敢招惹宋国,二是晋国觉得对宋国有所亏欠,在国际事务处理上往往有所照顾,所以总的说来宋国还是得大于失。


郑国的滑头

不识相、认死理的宋国结果如此之惨,那么猴精猴精的郑国,处境是不是能好上一些呢?

前面说过,郑国是晋楚相争的焦点。两强角力八十多年,郑国认晋国是老大和认楚国是老大各是四十多年。可见晋楚两国有多么势均力敌,也可见郑国见风使舵有多么敏捷。

宋国围城战的三年前,即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春天,楚国打郑国,理由照例是郑国归附了晋国。坚守了十七天,郑国看情势不妙,决定占卜自己的命运。先占卜投降,结果是不吉;又占卜去太庙痛哭一场,然后准备和楚国打巷战,结果是吉。

于是全城痛哭,连城墙上的守军也开始哭。

这哭声楚军都听见了。也许是楚国人讲礼法,觉得人家已经哭了,就要暂时放一放;也许是楚国讲战术,觉得这是哀兵,不好对付,暂时放一放等郑国人这股子气泄了再说;也许是楚国人误会了,以为郑国哭,是准备要投降了……总之,楚军后撤了。

于是郑国乘机修好了城墙。楚军再次发起进攻,这次郑国坚持了三个月,终于被攻克。

郑襄公按照当时投降的规矩,光着上身牵着羊,走到楚庄王面前,说了一番很哀哀切切的话,大意是事已至此,您要把郑国的人口都流放到楚国南部的荒远之地,我认了;您要是把郑国的土地瓜分给诸侯,我也认了;如果您惦记历史上两国的友谊,保留郑国的宗庙社稷,把郑国变成楚国一个县,让我们继续侍奉您,这是您的恩惠,我的心愿,但是并不敢指望。掏心窝子的话我都已经说了,您看着办吧。

这时楚庄王展现出高贵的宽容,给郑国的待遇,比郑襄公自陈不敢指望的那个方案还好,他让郑国复国,退兵三十里,然后签订了同盟条约。

楚庄王这么做,公开的理由是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实际上,楚国连把距离更近、实力更弱的陈国变成县都要仔细斟酌,真把郑国变成县,技术上也有很难克服的困难。

郑国国土面积不小,国家根基深厚,对外国直接统治会有各种抵触,还处于半贵族半官僚体制下的楚国,拿不出一个有足够能力应对这种局面的地方行政班子来。而且,郑是自己的同盟国,晋国人打过来,自己不过是有协同防御的义务;郑是自己的一个县或几个县,晋国人打过来,那就成了守土有责,一点不能退缩,政策上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事态发展至此,看来郑国的及时投降,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时晋国的救兵到了: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桓子是其谥号)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勦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楚国春天就开始伐郑,前后大约120天,到了夏天六月,晋军终于出动了。这次,晋国倒未必是有意拖延,此前晋军的中军统帅一直是郤缺,此时却突然换成了荀林父,经历这么重要的人事变动,显然内部有些关系难以理顺,行动效率就被拖了下来。刚到黄河边,探马来报,郑国已经投降了。

于是荀林父一声令下,咱们回家吃饭吧。这个决定倒也并非不合理。郑国都已经投靠楚国了,也无所谓救郑国了,我还辛辛苦苦赶过去做什么?关键在荀林父还说了“楚归而动,不后”六个字,等楚军撤了,咱们再出兵去打郑国,也不算晚。这郑国就是倒霉催的了。

幸好,晋国不都是荀林父这样的老狐狸,还有一帮子想跟楚国一决高下的愣头青,他们自作主张过了黄河。荀林父作为统帅不能把他们置之不理,只好也跟着过了河。

楚庄王的计划,本是“饮马于河而归”。楚国的列祖列宗没到过黄河边,让楚军的马喝一口黄河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真驻扎在这里和晋军一决胜负,他没这个打算。

对大王的这个想法,楚国的令尹,著名的贤相孙叔敖也很支持,但问题是,楚国也有愣头青,他们高呼:“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我们国君在此,晋国只是派来一群卿大夫而已,这种情况下我们若是回避晋国,置国家于何地?爱国主义的大纛一祭起,楚庄王也不得不开始犹豫。

在晋楚两国的持重派和主战派都在相互扯皮的时候,郑国出来煽风点火,积极促成晋楚决战,等着观望结果然后站队。这一次,这乱世如郑所愿,晋楚最终在邲一战,晋国被打得狼狈逃回黄河北岸,看来郑国暂时可以认定一个大哥了。然而这也只是几年的消停。晋国很快缓过劲来,两大国又开始轮流伐郑。在这种夹缝之中,郑国的立场常常转得比风车还快。为了给自己的反复无常解嘲,郑国的大夫好多成了段子手,警句不断:

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引这句《诗》,是说遇到麻烦,不能等晋国来救你。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回,晋国就像黄河水,救兵千年等一回。)

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把财物恭恭敬敬准备好,等待那些来打我们的人,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祭祀用的牲畜和玉帛,别集中到中央,而要放在北边和南边的边境上,就等待那些强大而能保护我国人民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鲁襄公九年(前564年)的那次与晋国结盟。晋国和郑国就盟约的誓词发生了争执。

晋国人要求说,郑国以后应该“唯晋命是听”,反正你以后一定得听我晋国的。结果在向神明念誓词的时候,郑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了一句,郑国“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

晋国人一听火了,这不是有奶就是娘的做法吗!这盟书得改回来!

郑国人说:“这盟誓已经汇报给神明了!如果盟书也可以改,那就是神明也可以背叛;神明都可以背叛,那大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还是就这么着罢。”

晋国人也无可奈何,走了。果然,他前脚走,后脚楚国又来了。

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投降,和楚国结盟。也有人不好意思,说:“我们刚跟晋国歃血为盟,嘴上的血还没干就改变立场,合适吗?”

郑国的执政子驷说:“我们本来就说的是追随强大的国家,并没有违背盟约!”
看来,郑国的道德崩溃得最彻底,郑国人也是真善于拿着条约咬文嚼字。所以,郑国能成为春秋各国里最早颁布法律的国家,实在也是毫不奇怪的。

但这种精明实际上并不能改善郑国的处境,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导致了没有哪个大国把郑国当自己人,没事就来欺负他一回,累积下来一算,混得简直比宋国还惨得多。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份盟约里,还有这样的文字:上天降给郑国灾祸,使之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你们做大国的,不给我们友好的声明,反而以战争要挟我们结盟,让我们郑国的鬼神不能享受到清洁的祭祀,让我们的人民不能安心耕作,男男女女辛苦羸弱,有冤却无处诉说。(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碰到好多隐士,这些隐士往往就出现在当年的晋楚战场一带。孔子不满黑暗的现实,老想着恢复周礼;隐士们则不以为然,这和他们见识了发生在这一带的闹剧与悲剧,有很大的关系。(来源:国家人文历史)